钱宾四先生行谊述略
日期:2015/12/9 0:32:06 访问次数:1326次
  

    钱先生江苏无锡人。讳穆,字宾四,原讳恩鑅,民国元年更名。以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阴历六月初九日(阳历七月三十日)出生,世居县东南四十里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之五世同堂大宅,地在荡口镇西五里。
 

  先生世代书香。曾祖绣屏公,国学生,祖鞠如公治五经、史记,极精勤。父季臣公讳承沛,幼有神童之誉,双目炯炯有光辉,习诗赋,入泮第一,但自此绝意功名。为人仗义直言,不以个人私利介怀,故为族人乡里所尊,凡有争端,得公一言为决,教子有方,委婉不责,任其自悟。惜与鞠如公皆以英年早逝。
 

  先生天赋聪悟,目如季臣公。能强记,少习古文,朗读三过即能背诵。尤爱小说,年九岁,父执以三国演义相试,随章回,不失一字,且携摩人物个性身份作表演,传为美谈。
 

  先生七岁入私塾,十岁入荡口镇私立果育小学,肆业四年。体育教师钱伯圭先生,乡里之望,实乃革命党人,以民族思想相启导,先生民族意识特浓,实萌芽於此。又读蒋方震所译《修学篇》,书中选录西欧不经学校正规教育而自学成名者数十人,述其苦学情事,对於先生后来治学,影响亦巨。
 

  高班教师华紫翔先生授各体古文,与魏晋南北朝诸短赋。顾子重先生通中西,又精历史舆地之学。其他诸师亦多乡里宿儒,旧学基础深厚,兼能接受新知,所授课文,经史子集无所不有。先生晚年仍自谓治学蹊径,实由果育诸师启之。
 

  先生十二岁丧父,家徒壁立,寡母及兄弟四人,仰本族怀海义庄抚恤生。明年,与长兄声一先生投考常州府中学堂。先生肆业府中三年馀,深得监督(如今校长)屠孝宽元博先生之爱护,而治学则受吕思勉诚之先生影响最大。诚之先生为校中最年轻教师,任历史与地理两课,时有鸿议创论,同学争相推敬,而对於先生深为奖掖。先生成名后,仍常与诚之先生作学术切磋,互相欣赏,互有补益。余曾为文,推崇两位先生与陈寅恪、陈援庵先生同为前辈史学四大家。核实论定,应无异议。(此处所谓前辈,以余曾及睹其风采,或读其书时,其人尚健在者为限。)
 

  宣统二年冬,先生因故退学,偶见谭嗣同《仁学》一书,读之大喜,即私去长辫。明年春,转入南京私立锺英中学五年级,每晨闻环城军号胡笳声,复心仪陆军学生之壮肃步态,常思出山海关,与日俄对垒。是年秋,升读六年级,适会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致辍学。读先生《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两书,虽然中学教育尚未受毕,但幼年在家与中小学七年馀,受父祖慈母与诸良师之教益殊多,立己处人处事以及治学根基与方法,乃至娱乐兴趣,一切皆植基於此一时期之优良环境。尤可叹异者,清末民初之际,江南苏常地区小学教师多能新旧兼学,造诣深厚,今日大学教授,当多愧不如,无怪明清时代中国人才多出江南!先生少年时代虽然经济环境极为困难,但天资敏慧,意志坚定,而禀性好强,在如此优良精神环境中,耳濡目染,心灵感受,自能早有所立,将来发展,自不可量!
 

  民国元年春,先生年十八,辍学家居。自念家贫,已无受大学教育之望,乃矢志自学。首先读《孟子》七日而毕。不久任教秦家渠三兼小学,一人兼任国英史地体育音乐诸课,每周授课三十六小时,此为先生从事教育生涯之始。
 

  三兼创办人奏仲立先生乃绩学之士,文理兼长,崖岸自高,藏书丰富,但不轻示人;惊於先生才思不群,终成忘年之交,切磋益友,乃获读奏家藏书,始得严复诸译者,得益匪浅。民国二年,先生转入鸿模小学任教,即前果育易名。先生虽已辍学任教,但常以未能进读大学为憾。其时北京大学招生广告,考生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入学后则以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易名《中国古代史》)为教本,先生即日勤读此两书,尤喜章氏书,对於后来治学趋向,有深远影响。
 

  民国三年夏,无锡县创立六所高等小学,梅村镇一所为第四高小,设校於泰伯庙,(县东南三十里。)邀先生任教。先生就读常州中学时,染有抽烟习惯,及到梅村,课文有劝戒烟一篇,因念自己抽烟,何以教诲诸生,遂决心戒除,数十年不犯;直到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长,会议频繁,甚感无聊,始再抽烟作消遣。先生每悟一事,即身体力行,此为一例。又如读曾文正公家书,教人读书,必自首至尾,通读全文,遂即遵行,数十年不懈,复如读一本卫生书,谓人之不寿,多由忽略健康教育。自念父祖及不少亲长多不之年,可为殷鉴,遂痛下决心,力求日常生活规律化,作息散步有定时,至老不衰。

先生为学善模仿,善变化,喜新知,勇创见,而能悉心追求,每从细小事故中彻悟大道理。如此种种,均在任教小学时代表现无遗。如授《论语》课,适读《马氏文通》,文通论字法,即仿其例论句法,成《论语文解》一书,为先生第一部著作。又如读《墨子》,开卷即觉有错字,愈读愈疑,遂奋笔逐条列出,加以改正,成《读墨闇解》一稿。但念《墨子》乃名著,传世已久,此类错误当早有学人指出。试翻《辞源》,知有孙诒让《墨子閒诂》一书,急求读之,凡先生所疑,闲诂皆已指出,并有详确证据,读书精博,叹为观止,乃自知孤陋幼稚,有如初生婴儿之对八十老翁,相去太远。自此始游情於清代校勘考据训诂之学,力求精进。
 

  民国八年秋,先生改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时年二十六。先生在高小任高班教师多年,适会美国杜威博士来华,讲教育哲学,先生读其讲辞,深感兴趣,但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大异,故欲改入初级小学,得与幼童接触,作一番实验;再者当时学人提倡白话文,初小教科书已全改为白话文体,先生极欲亲自察看白话文体对於幼童初学之利弊得失。因此在一个偶然机会中,毛遂自荐,担任小学校长,俾能亲自体察究竟如何。先生到任,教师连自己仅三人,每事相商;乃别出心裁,改变教学法,务使课程规章生活化,学生生活课程规章化,以其两方面融为一体。因此废除体操唱歌课程,但每日上下午必有体操歌唱,全体师生参加,成为学校全体活动。后加国语,亦采同一方式。又废除体罚,而随事诱导。作文课,常带学生到校外,随事指导学生观察讨论,自由发挥,只如一种生活。如此种种新实验,获得各方面之满意与赞许。
 

  施之勉先生任厦门集美学校教务长,曾读先生文,深为推许。民国十一年秋,推先生任高中部与师范部三年级毕业班国文教师,此为先生任教中学之始。到校,与之勉先生一见如故,至老不衰,次日开课,首讲曹操《述志令》。此文仅见於《三国志裴注》引魏武故事,千载读者都末重视。先生指出此文显示汉末建安时代,古今文体一文变。诸生闻之,大为钦服。今读曹文,果然。先生治学,慧眼独具,此为又一事例。
 

  民国十二年秋,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席钱基博子泉先生推先生到同校任教。学校旧例,国文教师随班递升,从一年级至此班四年级毕业,再回任一年级。国文一科外,每年必兼开一课,第一年文字学,第二年《论语》,第三年《孟子》,第四年《国学概论》,教者各自编撰讲义。先生第一年文字学,讲文书大义,未付印。第二第三年,分别编撰《论语要略》、《孟子要略》;第四年编撰《国学概论》,后亦续成完稿;并前在梅村无锡县四高小所编《论语文解》,共四稿,为先生正式著作之始。

民国十六年秋,转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任最高班国文教师,兼班主任,亦为全校国文课主任教席。本校为前青紫阳书院旧址,藏书甚丰,校园有山林之趣,三元坊、孔子庙、南园遗址,均在近地,先生课暇,徜徉田野间,较梅林泰伯庙外散步,尤胜百倍。
 

  先生在苏中时代,课外研究工作主要者为撰述《先秦诸子系年》。四川蒙文通先生,前曾读先生《先秦诸家论礼与法》一讲词,以为与其师说相近,来长信讨论,此时到南京,听欧阳竟无讲佛学。一日来苏州相访,同游灵岩山数日,俯仰湖天,畅谈今古。蒙先生便中披览《诸子系年》,以为体大思精,极为欣赏。其时苏州顾颉刚先生,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路过苏州,留家小息。一日由东吴大学陈天一先生相偕来访,此为两位先生相交之始。顾先生读《系年》,谓先生宜到大学教历史,不当久在中学教国文,遂向中山大学推荐,继彼后任。不久,中山大学来电致聘,但苏中校长汪懋祖典存先生曰,先生到大学任教乃迟早事,我明年亦将离校,先生能否再留一年,因此不果到广州。
 

  民国十九年秋,顾先生又推先生到燕京大学任教,时年三十六。先生既不能到中山大学,颉刚先生促为《燕京学报》撰文。先生前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心有所疑,遂撰《刘向歆父子年谱》,辨康说之非。颉刚先生正主讲康有为,先生此文不啻与顾诤议,但顾先生绝不介意,既刊先生文,又特推到同校任教。此种胸怀殊为难得,故先生每提起此事,总叹颉刚先生之胸襟,最不可及!
 

  先生到校,任大一大二两班国文。课馀多暇,就《诸子系年》续加增补,并作通表,付商务刊行。此书考论博洽精悍,使战国旧史诸多改观,此前所未有,故学林推服。
 

  大学规模大,先生开始意识到职业与私人生活大不相同,当於职业外,自求生活。念在大学任教,推当一意努力学业,传之诸生,不宜过问他事,遂决意此后不担负任何行政责任,庶能使职业与生活不相冲突。但终感教会学校环境,不易适应,故一年即辞职。
 

  民国二十年夏,先生在苏州,得北京大学聘书,及到北平,清华亦请兼课。先生云此殆皆出颉刚先生预为安排者。后又为情面所迫,在燕大与师范大学兼课。先生任教北大历史系是为先生讲授历史课程之始。第一年开课三门,中国“上古史”与“秦汉史”皆为学校指定必修课;另一选修课由先生自定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后撰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商务刊行。

中国上古史本多可争议处,当时北平治上古史者特多,北大讲学自由,历史系除先生所开上古史为必修课之外,别开八门选修课,由各教授分别讲授,但意趣各异。故先生谓,“当时在北大上课,几於登辩论场”,足见当时上古史学之盛。不仅上古史如此,其他课程,亦受人注意,教授讲义稿,发到讲义室,校内外人人可向讲义室预定,往往教者尚未讲,但讲义已流传校外,众相讨论。当时北方学术空气如此浓厚,殊非今日所能想像!
 

  次年先生选修课,改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但历史系负责人,以为今已民主时代,此前中国君主专制,不必再讲,是以历史系学生无一人选课。但法学院院长周炳霖先生以为政治系同学只知西洋政治,不知中国政治,遂有政治系全班学生选听此课。稍后历史系同学多来旁听,乃知中国君主专制政治,亦有可讨论者。其后刊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即为此课程讲义之简编。
 

  其时中国通史为部定课程,但北大由多人分时化讲授,先生谓,多人讲授,彼此不相通贯,失去通史意义。民国二十二年秋,学校请先生一人独任此课,并特置一助教。先生认为通史必须於一年内,自古至今,一气讲授完毕,绝不可有首无尾,有失通史课程之精神。因此开课第一年,集中全副精神,为此课作准备,务期章节间彼此相关,上下相顾,俾学生对於中国历史能有一贯而全面概括性了解。先生寓所距太庙不远,庙侧古木参天,散布於大草坪中,景色幽静。草坪有茶座,但游客甚稀。通中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课前一日,先生例到草坪茶座,择幽静处斟酌讲稿,一年讲毕,幸能不失初志。通史为文学院新生必修课,但高年级与其他学院、其他学校学生旁听者亦不少,每堂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满。

 

  当时北平人文荟萃,先生在北平首尾八年,交游益广,除顾颉刚、胡适之、蒙文通,前在苏州已相识外,新交有傅斯年、汤用彤、陈寅恪、周炳霖等三四十人,时相切磋。此诸学术界友人皆学有专长,世局虽艰,而安和埋首,著述有成。当时北方学术界可谓鼎盛。又其时北平如一书海,书肆搜存古籍刊本、明清手稿极富。先生得暇,常至琉璃厂、隆福寺访寻故籍,自谓平生一大快事,学校薪金,除菜米外,尽耗於此,凡得五万馀册,内有不少秘笈。七七事变,无力迁藏,遂致散落。

 

  当时北平学术界既人才鼎盛,藏书又极丰富,故学术著作真如雨后春笋,专业性刊物如《食货》、《禹贡》等亦愈出愈厚,呈现一副蓬勃气象,稍假时日,中国学术界必有一番新风貌出现。但日本侵逼不已,战端遂开,北平学术声光顿息。八年抗战,虽能疆土重光,但学坛元气大伤,光采无存,至今未复,可为一叹!
 

  先生禀性爱好大自然,任教北平期间,遍游近郊名胜。又曾四次远游。第一次民国二十二年,与北大诸生结伴,畅游济南大明湖、曲阜孔林,与泰山诸胜。第二次,与清华师生结伴游大同,观云冈石刻,西至归绥、包头。第三次,一人独游,至武汉,登黄鹤楼,参观武汉大学。乘江轮至九江,游山诸胜,汤用彤先生有宅在牯岭,盘桓甚久;复乘江轮回无锡乡间小住。第四次民国二十六年春,复与清华师生,同游开封、洛阳、西安三都诸古迹。归途游华山,由苍龙岭,扺一线天,历登诸峰。华山险峻,为诸岳之最,缅想韩昌黎游此,不能下山故事。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抗战军兴,先生与同事结伴南行,由海道至香港,经广州至长沙,复南行至南岳文学院临时院址,遍游诸胜迹。学校旋迁昆明,先生结队经桂林,水路下阳朔,沿途风景最胜。复经广西南部过镇南关,转赴昆明,旋复南至蒙自,以就文学院。

 

  同事陈梦家先生前曾选读先生课,此时常相过从,力促先生撰写通史教科书,以应青年迫切需要,先生意动,《国史大纲》之撰述,实由梦家先生促成之。其时文学院复迁昆明,遂借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一别墅,极清静,后移上寺,更清幽。寺中一人独居,集中精神,期一年完成。其间曾由滇人李埏先生伴游路南石林、石孔洞、大瀑布。石林者,遍山石笋嶙峋。尤奇者,山前有广阔青葱草坪,巨石平地拔起,高耸云霄,有如春笋,而排列有序,殆若天工,真为天下一奇观。
 

  学校课程排在星期四五六晚间,每星期四午后乘车到昆明上课,星期日清晨返山寺,故每周得四天半之闲暇,不交一言,静思著笔,幸能於一年内毕功。先生云“回思当年生活,真如在仙境”。

 

  先生在北平讲授中国通史四年,及来昆明复讲两年,每星期四晚间开讲,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盖时在九一八、七七事变后,国人民族意识高涨,先生学养深厚,史识卓拔,才思敏捷,亦擅讲演天才,加以自幼民族情怀热烈,并又正当壮年,精力充沛,词锋所扇,动人心弦,故诸生折服,争相听受,极一时之盛。六年讲授既毕,《国史大纲》亦已成书,先生遂亦离挍,东归侍母。

 

  民国二十八年夏,先生经香港、上海归苏州,深望慈母,故夫人亦率子女自北平来会,遂择居耦园幽僻地,除间中至上海晤诚之先生外,杜门不出。生活多暇,每日上午习英文,阅读一部美国学人所著世界史,虽无所成,但得益不浅。下午至晚间,撰述《史记地名考》。此书虽仅为一部工具书,但编排组合,别具心裁,与一般工具书迥别。先生著述总与寻常不同,於此可见。

 

  先生离开昆明之前,顾颉刚先生向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商得专款,在迁徙成都之齐鲁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邀先生同往开办。先生东归在即,受其聘,但请假一年,二十九年夏,始到成都履任。齐鲁大学在成都南郊华西坝,研究所则在北郊崇义桥赖家花园,距城三十馀里,地静书富,深为惬意。会武汉大学历史系诸生,感师资阵容不强,请学校邀约先生与吕思勉诚之先生等来校任教,校长王星拱抚五先生俯纳诸生陈情,通函接洽,先生仅许讲学一个月。

 

  民国三十年三月到嘉定践约,讲授“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与“秦汉史”两课;并到岷江对岸凌云大佛左侧乌尤寺复性书院,讲中国史上政治问题。书院为马一浮先生所创,专讲理学佛性,不与武大师生往来,而邀先生讲演,且不避政治史论题,殊为意外。 

  其时《国史大纲》刚出版。此书多具创见,只观其章节标题,点出每个时代之动态及其特徵,已见才思横溢,向非一般刻板僵化死气沉沉者可比。尤极难能可贵者,往往能以数语,笼括一代大局。如论春秋战国大势云:“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此数语切中事机,精悍绝伦。吾人可伸而论之,前世如商之灭夏,周之灭商,后世如北魏南牧,辽金侵宋,清之灭明,结果影响皆可作如此观。在此进展中,华夏文化疆域逐次扩大,终形成疆土一统、文化一统广土众民大国局面。其他胜义纷陈,不能尽列。而《引论》一篇,陈寅恪先生谓为近世一篇文文章。陈先生为文虽在专业,但具通识,宜有此论! 

  先生前在北平与昆明讲通史,本已哄动一时。此刻抗战正在艰苦阶段,此书刊出,寓涵民族意识特为强烈,复在重庆等地亲作多次讲演,一以中华文化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故群情向往,声誉益隆,遍及军政社会各阶层,非复仅为黉宇讲坛一学人。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此为典范,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赖家院僻处乡野田畴间,竹树小溪环之,为读书佳境,研究员、助理员十馀人,各自钻研,每星期六举行讲论会一次,每月出外旅行一天。讲论会分组轮流,每次由一位研究员两位助理员讲演或报告,然后共同讨论。其时余亦来所从先生问学,深感最得益处,乃在讲后听先生论评其是非得失,或作补充。往往诸生提出具体丰富之资料,得出正确结论,但不能伸论此项结论之意义;经先生加以发阐明,乃见此项结论意义重大。如此教示,真如画龙点睛,乃见生动灵活,启发诸生能於深入研究得出结论后,站在坚强材料基础上,作笼照全局之凌空发,以显现论著之光辉性。

 

  在此期间,先生先后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或遵义浙江大学等地讲学归来,即埋头读书写作,先后完成《清儒学案》与《中国文化史导论》等书。《学案》系教育部奉蒋中正先生之命,特请先生编撰者,惜原稿在教部复员途中,坠落江流,仅存序目。 

  民国三十二年秋,齐鲁研究所停办,先生转在华西大学任教,兼四川大学教席。得暇游灌县青城山,居灵岩山寺,西至老人村,乃唐宋以来一处世外桃源,村民数百家,年逾百岁者常十馀人。先生在四川数年,竟以讲学繁忙,未及游峨眉,经三峡、剑阁、秦岭栈道诸胜境,每以为平生之憾!

 

  抗战胜利后,先生以时事方扰,暂时不欲遽返京沪平津繁华地。民国三十五年,滇人于忠义创办五华书院,邀先生任教。念战后昆明环境宁静,欣然应之,后亦兼云南大学教席。先后居翠湖与公园唐继尧旧宅。授课以中国思想史为主,阅读以禅师与新道教为主,此为先生治学之又一趋向。其时在偶然机会中得识滇中老伶工栗成之,精滇剧,一举一动,皆深具功失,妙得神情,先生自谓,每听一次,即多得一次领悟,为滇行一大奇遇。 

  先生多年胃病,不能根治。友人有云,人到老年,倍宜乡食,先生以为然。民国三十六年,无锡荣家创办江南大学,屡次邀约任教,三十七年春,遂东返。时唐加毅先生亦在校,为两位先生论交之始。校舍新建,在县西门外太湖之滨山坡上,风景极佳,常雇小舟,汤漾湖中,幽闲无极,成《湖上闲思录》一书。是时又撰成《庄子纂笺》一书,尤为近代庄子研究之突出著作。 

  民国三十八年春,先生与君毅先生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旋随校迁香港。前在广州,与张其昀、谢幼伟、崔书琴诸先生有约,在香港办一学校。先生到港后,该校已定名亚洲文商学院,内定先生为院长,并已自教育司立案。先生自以不能粤语与英语,甚感为难,但其事已定,只得勉强应承,并邀请唐君毅与新知张丕介两位先生共同效力。 

  学校以民国三十八年十月开学,夜间上课,学生六十人。明年秋,别创办日校,名新亚书院,申请立案为香港当时唯一私立不牟利学校,请赵冰先生为董事长。承新交上海商人王岳峰先生斥资,在九龙桂林街顶得新楼三楹为校舍。初期同事仅君毅、丕介等少数人,旋有吴俊升、任泰、刘百闵、罗香林、张维翰、梁寒操、卫挺生、陈伯庄、程兆熊、杨汝海等亦来任教,或纯尽义务,为当时国内学人来港者之一荟萃地,故亦特为香港教育司所重视。学生来源多为大陆流亡青年,约近百人,多得免费。学校课程之外,又设公开学术讲座,每周末晚七时举行,校外来听讲者,常七八十人。 

  学校初期经费仅恃王岳峰先生支持;但王先生并非富商,不能久支,同人盼先生到台北,希望获得支援,遂有民国三十九年冬台北之行。承各相关机构邀宴,垂询校政,先总统蒋公邀晤餐叙,由“总统府”每月先拨出三千港元支持学校经费。事定,应邀到台湾中南部各学校及陆海两军校讲演;北归,又在师范学院连续四次讲演,题为“文化学大义”;在国防部总政治部连续七次讲演,题为“中国历史精神”;而《人生十论》亦就各校讲词整理而成。

 

  民国四十年秋,为《现代基本知识丛书》撰成《中国思想史》。是年冬复到台北,明年春承何应钦将军邀约,在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作连续五次讲演,题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即就前在北大讲稿,增补再讲之,后出书,甚为海内外学人所重。是年四月十六日,应朱家驊先生之邀,为联合国中国同志会作一次例行讲演,借淡江文理学院新建惊声堂为讲坛。讲词方毕,屋顶水泥大块坠落,听讲者立法委员柴春霖重伤不治,先生头顶亦破,但未深入脑部,幸能康复,时年五十八。 

  民国四十二年夏,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住任卢定先生来香港,受雅礼协会之托,拟在香港或台湾、新加坡觅一学校或医院,提供补助发展。首约先生晤谈。卢一一询问,先生就办学宗旨与情形,一一直率相告,遂定议协助。但先生提出一项先决默契,雅礼只可派人驻校联络,绝不能过问校政,卢氏亦同意。遂每年协助二万五千美元为经常费;乃具函辞谢总统府赠款。 

  民国四十三年夏,先生又到台北,应蒋经国先生邀约,在救国团作连续四次讲演,题为“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明年秋,又应教育部之邀,率领访问团到日本作报聘访问,所至以东京、京都、奈良三地为主。在京都、东京大学作公开讲演,深感日本上下对於前次侵华战争并无忏悔意,而日本社会则在大变化中,左倾趋向尤堪警愓。其后定居台北,复两度到日本韩国访问,获读不少韩国理学家书,归来有所述作。

 

  民国四十三年秋,新亚在嘉林边道增租新舍,两处上课。旋复由卢定先生洽得福特基金会捐款为新亚建校舍,择址农圃道,由港府拨地兴建,四十五年落成。新亚之创办以儒家教育理想为宗,旨故校内悬挂孔子画像。其时雅礼协会代表建议,并挂耶稣基督像,先生以为新亚非教会学校,此项意见有违当初协议,断然否决。先是亚洲协会艾维先生与新亚久有联系,新亚获雅礼之协助颇赖其促成。不久艾维又与先生协议,在太子道租楼,筹办研究所,培养学术专才,但艾维先生不久即离任。至民国四十四年春,哈佛赖谢夫先生来喜林边道相访,定议协助研究所支付奖学金、图书费,并出版学报。至此研究所始能正式招生开办,两年毕业,成绩优良者留所为助理研究员,有至十年以上者。又四十三年,哈佛燕京学社来函,请新亚选派年青教师到哈佛访问,但无年龄适当人选。明年又有来函,遂推研究生余英时,以助教名义应徵,是为新亚研究所派赴国外留学第一人。其后新亚学生远赴美欧日本游学任职者,不胜缕列。当时香港兴办私立书院七八所,独先生所办新亚得美国雅礼哈佛多方面作财力支持,深为香港政府所注意,遂於民国四十四年港大毕业典礼中颁赠先生名誉博士学位,以示尊重。

 

  民国四十五年一月三十日,与胡美琦女士缔结良缘。夫人为江西大家,先就读厦门大学,随家避难来港,曾在新亚求学一年。后至台湾,任职台中师范图书馆。先生在台讲演受伤,赴台中休养,夫人每日抽暇伴侍,遂渐建立感情,旋就读台北师范大学,四十三年毕业,亦来香港,复得日常相见,终结连理。 

  新亚创校以文史哲为基础,及得美国各方面协款稳定发展。四十六年二月,首创艺术专修科,发展为艺术系,又组国乐团作课外活动。先生自幼重视艺术,此亦为一项理想之实践。四十九年复得雅礼代表罗维德协励,成立理学院。

 

  新亚创办获美国多方面协助,美国各教会又支持创办崇基书院,继而亚洲协会出资集合当时其化五所私立书院,成立联合书院,三校皆由美国协助兴办,香港政府乃有集合三校创办一所公立大学之议。新亚同人多持异见,先生以为新亚建校之初,本供早期大批青年难民就学机会,今时局已定,为学生前途著想,应交付港府负责,且本人亦感精力日衰,办学与研读已难兼顾,当量才性,渐能摆脱行政工作。参加大学之议遂定。

 

  民国四十八年秋,耶鲁大学函邀在其东方研究系讲学半年。先生乃邀请前教育部次长吴俊升士选先生为副校长,代主校务。港府以吴先生为国民政府前任官员,党政色彩浓厚,诸多顾虑,经先生坚持争议,终获港督特别批准。学校主持有人,先生乃於明年正月,经日本到美国践约,授课两门,美加学生四人,而华人在耶鲁任职者乃有十馀人,由李田意先生翻译,故能畅所欲言。课外多暇,一方面补读英文,一方面续写《论语新解》。学期结束,耶鲁特颁赠名誉博士学位,校长请李田意先生在典礼中,以华语作介绍,据云耶鲁典礼中未曾有此先例。

 

  先生在美国半年,先后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在哈佛东方学研究所、哥伦比亚丁龙讲座、中美文化协会、芝加哥大学讲演,复由芝加哥绕经大峡谷,到旧金山、西雅图,折返芝加哥水牛城,游尼加拉大瀑布,转赴加拿大多伦多,复返美到纽约,中途作千岛游,再由纽约到英国,践半年前之约。富尔敦爵士邀至其家,讨论香港创办新大学事,为校长是否用华人,数度争持,最后定议入华人为之。后乃遍游伦敦诸名胜,深感英国人极为保守,而社会闲逸,与美国迥异。再转巴黎,又感法国民风闲逸之情,又胜於英。会学校有事,函促速归,乃急转罗马回港,择居沙田西林寺后山。其时富尔敦又来港,议校名,先生主张不如迳名中文大学,众无异议。大学成立,先生即辞新亚校长职,时为民国五十三年夏。自办亚洲文商至此,前后十六年,先生自谓为平生最忙碌时期。董事会定议,先休假一年,明年离职。

 

  先生休假之始即移居青山湾两月,寓所为一小楼房,环境幽静,尤胜沙田。拟定退休后生活计划,首为撰写《朱子新学案》。五十四年夏,南洋大学商请任校长,马来亚大学商请讲学,先生不欲再涉行政,遂应马来亚之聘;但不胜南国湿气,胃病复发,明年二月即返香港,仍寓沙田旧址。其时香港难民潮骤起,乃於五十六年十月迁居台北。承先总统蒋公礼遇,公费建筑庭园小楼,背山临溪,署榜素书楼。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第三进素书堂侧,故以名新居。明年七月,以百分之九十最高票,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象征中国文史学界同异学派之结合,尤具重大意义。

 

  乡居多暇,得哈佛支助三年研究费,专心撰写《朱子新学案》,前后七年成书。自谓不卸新亚校政,绝不能成此专著。学案既成,遂应张晓峰先生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席,在家授课,台湾大专师生多人旁听,成《中国史学名著》与《双溪独语》两书。复应蒋复聪先生之约任中央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得每日到院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诸集,续有选述。其他著述有《孔子传》与《理学六家诗钞》等书。先生不能写诗,但受诵诗,以为吟他人诗如出自己肺腑,亦为人生一大乐趣。旋自编《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分时代为八册,为先生平生有关中国思想论著作一结集,但《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中国学术通义》等仍各独立为书。

 

  民国六十六年,先生年八十三,胃痛剧作,几不治。明年春病渐愈,但两已不识人,不见字。会新亚创设钱穆讲座,坚邀先生为第一次讲演人,情不能却,讲题为“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凡六讲,为时三周。又明年,新亚创校三十年纪念,先生年八十五,复来香港,首先热心协助新亚之耶鲁卢定先生亦来港赴会,两人回今前尘,感慨不已!

 

  民国六十九年、七十年,复两度来港,获与留居大陆三子拙、行、逊,易、辉,及长侄伟长先后相见。三十馀年海天违隔,幸能一晤,自感快慰。七十三年七月,先生复来港,在港门人为先生庆祝九十寿辰,大陆子女与嫡孙亦得来会。其时先生精神仍甚健旺。七十八年,新亚创校四十周年,先生以九五高龄,仍能到港参加纪念会,於新亚、於先生个人,皆为一大可欣喜事,但先生健康已大不如前!

 

  民国七十五年,先生九十二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故总统蒋经国先生念先生学林泰斗,民之硕望,特礼聘为总统府资政,以表国家尊学崇德之忱。今年五月迁寓台北市城内杭州南路新居。先生劳碌一生,至此始有自置寓所。
   先生年七十时,已患青光眼,自此目力日弱,阅读渐感困难,八十四岁两眼已盲,但先生一向下笔千言,字甚工整,论文数竹字,常只改数字,即可付印。及入老境,目不见字,但展纸落笔,亦只偶有一两字重叠,故仍能撰文,惟不能亲笔改订,必赖夫人诵读,再指示增补。是以先生晚年仍能著述不辍,最后出书乃名《晚学盲言》,虽云自谦,亦是纪实。先生壮年时代,虽体魄强健,但为传统书生,不能自我料理生活。抗战其间,辗转后方,无家人照料,常致胃病大发,苦受折磨;直到香港成婚,生活始上轨道。夫人笃受情深,加又心向学术,以为维护先生健康,即为学术尽一分神圣责任,故於先生起居饮食,精心照顾;意趣情怀,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旧新友生,同声归美。最近数年,先生脑力大衰,时或失去记忆,且不能进食,夫人千百计,寻医进药,期能延年於万一。但年事已高,心力衰竭,终以今年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时许,安祥中一暝不视。魁斗星沈,士林震悼! 

  民国六十三年,先生年八十。生辰之前,偕夫人南游,寓黎山、武陵农场等地,撰成《八十忆双亲》,后又撰《师友杂忆》。读此两书,先生幼年环境与一生行谊,历历在目。虽终一生只为一介书生,但治学之暇,喜游历,醉心大自然山水幽宁中,得人生至趣;又於棋舌游艺无所不爱;交游颇广,论议敏健,先后办学,一以理想为依归。兼此诸端,可谓多采多姿,此又非并世学人所能企及者,亦可谓学林一异人!惟先生最成功之一面,仍在史历研究。

综观先生一生治学,少年时代,广泛习读中国古籍,尤爱唐宋韩欧至桐城派古文,后始渐趋向学术研究,壮年以后乃集中向史学方面发展,故史学根基特为广阔,亦极深厚。再就先生治学途径发展程序言,先由子学入门,壮年时代,最显著成绩偏在考证功夫,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著为重。但不论考证或通识论著,涉及范围皆甚广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及社会与经济,惟重心观点仍在学术思想,此仍植基於青年时代之子学爱好,是以常强调学术领导政治,道统超越政统。 

  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比伦。直到晚年,后辈学人从先生问学,仍常感到先生思如泉涌,能随时提出新观点;退而思之,大多实有理据,并非恣意想像之说。惟先生天份太高,所提论点,往往如天马行空,读者未必人人都能理解,都能接受。但先生任何论点,多富启发性,好学深思者,读先生书,不论能否领受,皆能获得一些启示,激发读者别开蹊径,不致执著,拘守成说,不能发挥。此为先生著作除了建立本身论点之外,对於史学教育之另一项贡献,殊为难能! 

  先生今以九十六高龄谢世,亦标识前一辈史学界之落幕。先生虽已作古但遗留述作极为丰富,供今后学入含英咀华,必将有更深远之影响!

  一九九零年九月十六日初稿,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校稿,刊《新亚生活月刊》一九九零年十月十一日两号,旋增订再稿。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校稿增补,呈钱师母审阅,六月八日最后增订。( 本文转载自五十年十月《新亚学报》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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