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栋:追忆我的老师钱穆先生
日期:2016/1/14 13:31:29 访问次数:1277次
  

    大约三十年前,钱师住在沙田,我也住在沙田,有一次,内子冰姿见到钱师后对我说:“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钱师自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的风采。真是‘大师的气象’。”我笑说:“钱师本来就是学术大师,当然有‘大师的气象’。”但‘气象’两字,稍涉虚玄,见过钱师的人可以体会,未见过钱师的人,恐怕未能体会,不如换一种较具体的形容辞。如孔子自况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描写出一位非常人物的现实生活,很容易使人认识,钱师正是如此。《论语》也有两句话,较为具体:“望之俨然,而即之也温。”我有非常具体的领会。

    我入研究所的第三天,就被钱师申斥。以后望见钱师,不期然有“俨然”的感觉;但后来当我向他请教些学术问题时,他的态度非常温和而亲切,真是“即之也温”。

    让我告诉你我被申斥的经过罢——研究所开学的第一天第一课。钱师问我读过哪些学术性的中国书。我把我读过学术性的中国书列单报告他。他看了说:先细读我著的《国史大纲》罢。

    其实我在政大毕业后不久,在澳门的华南大学滥竽充数教历史,我不敢告诉钱师,对《国史大纲》已经浏览过,因“浏览”不同于阅读,所以不好列入已读的书目内。第三天上第二课,钱师问我:“《国史大纲》读了多少?”我说读了一百多页。钱师的面色已不大好。他又问我“有些什么意见”。我随便说了几点小意见。他说:“你完全未领会《国史大纲》的作意。你为什么两天只看了百余页?”我说:“因为最近很忙。”钱师发怒说:“现代的学生,躲懒读书,常用最近‘很忙’为藉口,朱子说做学问要有‘救火’、‘追亡’般迫切的心情,排百事而为之,然后才有可成,哪里能够闲闲散散地读书。我这所研究所是要找些能献身于学术的青年,你既已愿献身于学术,哪里能因些俗务而荒疏学业。”

    我被申斥得汗流浃背。心里说:这位老师真严,但我很佩服他。我觉得现代一般大学教授,只会阿谀学生,讨好学生,哪敢严正地申斥学生,像钱师这样的老师,实在难得。所以我仍然选修历史,请钱师为我的指导老师。

钱穆先生讲学图

   《国史大纲》中指出唐代是中国政治制度发展高峰期。由汉代中央政府的“九寺制”发展为唐代的“六部九寺制”;由汉代丞相一人独相制度发展到唐代“政事堂”的群相制;汉代皇帝的诏令,只能由丞相一人封驳,封驳之外又有“中书”“门下”两省的谏官弹劾。宰相们办公的“中书政事堂”又可以议论皇帝的得失。自从中唐三省制破坏以后,政制一直败坏至今日,所以我很想研究唐代的宰相制度。于是先读《新唐书》的《宰相表》。

    《宰相表》是欧阳修的名作,历代学者无不称赞,不料我发觉《宰相表》仍有不少漏误。我每天在图书馆的大堂工作,钱师则每日到图书馆的研究室工作,他每日入研究室之前,多来看我工作。我为了要全部找出《宰相表》的漏误,于是我设计了一个表,以唐代的宰相横列于表头为经,以时序(如朝代、年、月)横排为纬,依照《宰相表》的次序,凡入为宰相的列名于时间的格内。该官员迁官而仍任宰相或迁官而罢相由另一官继续任宰相的,都用红线标出,如果红线断绝,或红线绘划有困难时,即表示《宰相表》于此处有问题,便翻阅此人的本传以找出漏误的原因,而加以说明。

    结果找出《宰相表》漏误数十处之多。钱师说:“你这方法很好,可见研究问题并无固定的方法,每一问题要独出心裁来解决。”钱师又要我先写一篇“唐书宰相表初校”,然后再定硕士的论文题目。于是我写了第一篇学术性的论文《唐书宰相表初校》,发表于《新亚学报》第二卷第一期。

    当定硕士论文题目时,钱师说:“硕士论文必须要对历史问题有点发现,不然不能称为硕士论文,所以撰硕士论文必须要了解自己的学术背景和自己的志趣,然后才能写得好。故硕士论文的题目不能由老师替你定,因为老师未必能了解你的学术背景,更不知你的志趣,必须由你自己定。”我说:“我想做‘唐代三省制的发展研究’,如何?”钱师说:“很好,你既是国立政治大学的政治系毕业,又研究过唐代《宰相表》。对这题目都有帮助,你努力工作罢,如有疑难,自己找书本解决,如果书本都不能解决的,问我,我也未必能解决。为学必须奋勇,自力向前,尤贵坚忍沉着,专心致志。”

    钱师又告诉我一个小故事说:“我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有两位很聪明的学生,第一位,我劝他留校做研究,他犹豫多时说要去办一袜厂赚钱,我见他意志不坚,必难有成,于是放弃了他;第二位是严耕望,他很聪明而内敛,意志坚定,我知他必然有成,留他继续研究,果然,他不负我所望,完成了几部巨著,成为全球研究政治制度史成绩最高的人。你好自为之罢。”后来我的《唐代三省制的发展研究》写成,发表于《新亚学报》第三卷第一期,钱师告诉我说哈佛的杨联陞教授很称赞我这文章。

    钱师又推荐我的“唐宋之际社会门第消融”研究,获得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经费补助。于是我根据两《唐书》、《新五代史》和《宋史》三书千余人的本传,分析他们的家世,以决定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作为研究的基础。再分析门第所以消融的原因。当时,日本研究“中国学”的,对这问题很注意,所以不少日本学者,引述我的文章作为论据。

    不久,我迁居沙田,一天的傍晚,接钱师的电话,说现在的居所晚上很嘈杂,不宜于读书写作,很想找一处乡村清静的住所。报载沙田和风台有房子出租,着我先去看看。于是我立即去和风台。和风台就在西林寺的后山,可以由西林寺拾级上达,又可以绕过西林寺经过狭窄的乡村小径而达,出入虽然不便,但房子不错,有广阔的回廊,下临西林寺,对面群山苍翠,风景不恶,可以凭栏远眺。回廊之旁有两间大而通爽的房子,可以读书写作。我电复钱师,钱师和师母来看了,很喜欢,不久便迁入。

    自从钱师迁入沙田,每天五时半放学,我陪钱师乘火车返沙田,下车后,我总是陪钱师走一段路到西林寺后分别。在途中,我们或叙家常,或谈文学音乐,或请教钱师一些学术问题。钱师总是笑语温和,指导我各种问题,这段时间是我学识长进最多的阶段。

    记得有一次,我告诉钱师在抗战时期,初入政治大学不久,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出版,声名大盛,来政大讲学一星期,同学们震于他的声名,第一讲听讲的人很多,课室太小,转换了三次课室。他讲的内容,大概是“中庸”。他的口才不好,反复念了几次“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但解释得不清楚。一位同学请他举一实例,他总是期期艾艾的说不清楚。

    钱师说:“这两句话举实例并不难。最广大的事物,莫如全体人类,而人类能够共存,所赖的是人性中有共通点,此共通点岂非极精微的?如缺乏此精微的共通点,则人类的生活将不知如何了。‘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语亦复如是,一种极高明能为众人所推崇而遵从的道理,必然是在众人心中有根苗的,然后他们才能对他的思想起共鸣而追随他的道理。如果他的思想,是他自己兀兀独造而得的,在众人心中没有根苗,则众人不会对他的思想起共鸣,所以凡是为大众奉行的高明思想必然在众人的庸言庸行中蕴有根苗,所以说‘极高明而道中庸’。”

     冯友兰先生期期艾艾说不清的道理,钱师几句话便说清楚,使我豁然而悟。所以冯友兰先生讲学的第五天,只得听众十人了。后来我们又谈到音乐,钱师对音乐的修养极高,我告诉他:“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我从新一军退伍返南京复学。翌年,政府举行行宪的国民大会,名艺人梅兰芳和程砚秋都来演唱助兴。我刚巧在政治大学毕业,被派到会场帮忙,于是有幸能听到两大艺人的演艺。我觉得程砚秋的演出非常动人,而对梅兰芳却不懂得欣赏,但梅兰芳的名气比程砚秋高,喝彩的人,梅的比程的更多。我实在不懂,后来请教一位很懂平剧的朋友,他说‘程固然唱得好,但有一两个音仍有缺点;梅则每一个音都完足而饱满,无有缺点,确是比程稍胜一筹’。”钱师说:“孟子云‘充实之谓美’,这句话非常有智慧、内涵极丰富。有许多美术、文学和音乐的形容词,只可以神会,不可以言传的。”于是我对孟子更觉神往。

    有一天,杂志上刊出一篇文章,指钱师于经、史、子、集四部学中只懂史学,不懂经学,不懂子学,不懂集学。在火车上我把该文给钱师看。他看了,微笑说:“此人既不懂中国学术的流变,更不懂中国学术的特性。中国学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是晋代以后的事,汉代以前只有王官之学与平民之学的分野,中国学术不能各自独立严格地分为四部,如果不通子学,如何能治国史,史学不是只作一些饾饤考据而足,必须总揽历代社会的变迁,关心国史上的大问题,了解各种思想观念对民众的影响,不如此,如何能治史?尤其治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史,如果不通子学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的大学者,都是兼通四部学的。他们虽然不以某学名家,但是必须兼通诸学的。例如范仲淹,《宋元学案》中有《高平学案》,你是读过的,他当然是思想家。他的《岳阳楼记》和《严先生祠堂记》,是极好的文章,《古文观止》都选载了,你读过吗?他所填的词也是极好的。”

钱穆先生手札

    我说:“《岳阳楼记》和《严先生祠堂记》,我还能背诵,他填的《御街行》词,我很喜欢。尤其喜欢词的后段‘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非常感人。”钱师说:“他是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任宰相,建议‘庆历变政’,他又是政治家,他罢相后,镇守西边,当时的军士唱‘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则他又是一位好将军。你看,他是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的学问常是混合一起的。

    又譬如司马光,是个最诚笃朴实的人;他致力于《资治通鉴》二十余年,但仍然不废文学。你读过他的诗词吗?”我说:“读过。他的《明妃诗》,和他的《西江月》词我都很喜爱,尤其‘相见争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静’,多么蕴藉而有情致。”

    钱师说:“所以司马光是兼通史学、文学、经学和思想的。王安石更不用说了,他自况说‘无书不读’的。欧阳修何尝不是如此?他不但是极伟大的大文豪,他著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不但具备了刘知几所称的‘史识’、‘史学’、‘史才’,更具备了章学诚所说的‘史德’,我认为他更别具‘史心’,说我不通经学,真是太可笑了。一般人以为‘经’就是《诗》、《书》、《易》、《礼》、《春秋》几本旧书,为这几本旧书作注疏就是‘经学’。于是经学成为书斋里的静态学问,殊不知经学是一种指导社会思想、领导政府订立制度、涤除政治的污垢,以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动的学问。孔子的思想,原是社会的新思想,后来它上撼政府,领导政府,于是《春秋》变成为‘经’。这点道理连经学大师杜预和文史学大师章学诚都不懂,以为孔子只是绍述周公,有德而无位,不应有所制作。殊不知孔子的《春秋》,是经,是子,也是史,经学大师尚无此认识,何况一些陋儒?此人讥我不懂经学,真是可笑,其实我青年时所著的《孔子要略》,《孟子要略》两书已是经学;后来写的《向歆父子年表》,是为中国经学翻了一大案,《先秦诸子系年》是由春秋战国至秦二百年间的诸子学,也是经学。”

1957年,新亚书院社员合影

    钱师这番话,真是中国学术史上“石破天惊”的话。我又问钱师“史心”的义理,钱师说:“史心是要探讨历史人物行为的动机与心态,这是超乎史学、史识、史才、史德之外的。司马光为什么要修《资治通鉴》?欧阳修为什么要修《新五代史》?范仲淹为什么要‘行庆历变政’?王安石为什么要推行‘熙宁新政’?要认识他们当时的心态然后才可以得到较深入的了解。”这时火车已到沙田,我们下车,谈话也中止了。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唐贞观永徽间党争试释》,送钱师过目。翌日,钱师把文章还给我,全文只替我删去一个字,说:“你这文章写得不错,唐初的党争,自从陈寅恪先生提出‘关陇集团’一名以后,全球学者奉之为圭臬,用‘关陇集团’的势力来解释初唐史实。你能不囿于众说,独提三王之争以补正‘关陇集团’一观念,可见你读书有得。但寅恪先生是你的老前辈,你的态度必须庄重,不能轻浮。你这个字,表现得有点轻浮,删去了就淳正。你不要以为一字之微没问题。古人的文章,很注意一字的订正。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后面的赞语,本来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友人说‘德’字不如‘风’字,仲淹听了,极口称谢,立即把‘德’字改为‘风’字。又传说:欧阳修为韩琦撰的《昼锦堂记》,文成后贴在墙上,读了数十遍,觉得可以了,于是使人送去。文章才送出,觉得头两句太促,于是使人快马追回文章,在头两句加上‘而’字,成为‘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果然加上‘而’字后,读起来气韵和谐多了。”我称谢而退。

    又有一次,好像是中秋节,钱师和师母邀请研究所的单身研究生到沙田叙会,我因家住沙田,所以也得参加。这天,钱师和师母都兴致甚高。晚饭后,钱师大谈孔子的休闲生活,他说:“孔子闲居,总是很活泼而有生气的。他好音乐,在齐国听到韶乐,因为欣赏韶乐音韵之美,竟至三个月不知肉味;他听别人唱歌,如果唱得好,必请人再唱,然后他也和唱。他于是日哭过则不歌,可见他平时每日必歌的。”

    同学们知道钱师也喜欢音乐,而且善吹箫,于是坚请钱师表演。钱师提出条件,要同学们离开校歌的歌谱,背诵歌词如唱歌一般流畅。当时有三位同学参加背诵,但因离开了歌谱,背诵不很流畅。最后内人自告奋勇参加背诵,果然她背诵得非常流畅,同学们都非常奇怪,她既不是新亚学生,而竟对新亚校歌的歌词背诵得如此纯熟。她说:“我认为新亚校歌的歌词充满哲思,充满理想,充满感情,有无比的魅力,是一首美丽的诗篇,常常诵读,所以今夜能背诵如流,琅琅上口。”

    钱师十分高兴。

    这时有一位同学问:“校歌第二节‘十万里上下四方俯仰锦绣;五千载今来古往一片光明’,中国历史上暴恶的政治与残贼的人不少,这两句话是否有点溢美”。钱师笑笑说:“这不是你一个人心中的问题,是大多数时代青年心中的疑问,你今日提出来问,很好。这是个人与群体之不同。从个人看,每人都可能有些自私邪恶的念头,但是从群体看,群体人人的心中,总是希望社会进步,人人安宁快乐的,这点非常重要。这是历史文化的光明处,它具有强大的力量,所以社会尽管有种种罪恶,而社会仍然在进步。能认取这点光明,人才是乐观的,对文化有信心的。从这点去认识,才可以了解校歌这两句。新亚的师生,不仅要有此信心,还要强化这信心,使社会进化更有力量。”

    歇了一会,钱师又说:“近代的知识分子常错误地把社会上的陋俗观念视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殊不知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在先秦时已凝结成一种理性的文化,确认仁爱正义的道德价值。现代一般知识分子忘记了此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而以社会的陋俗为中国文化的传统,可说是一种罪恶性的错误。他们又喜欢作文化的反思,文化的反思是对的。但反思必应两方面:一方面检讨文化的弱点而加以改造;另一方面必须检讨文化的强处而加以发扬。一个长久生存的民族,它的民族文化必然带有该民族赖以生存的力量,因为一个长久生存的民族,他必然经历了不少艰难同时又克服了不少艰难,他的民族文化必然吸收了不少能克服艰难的精神,这是非常珍贵的。”

    这时已深夜,同学们催钱师表演,钱师于是吹箫。音调优雅而有韵味。此时金风玉露,明月在天,真是一个内容丰富而有情调的良夜!

    有一次,在火车上,钱师对我讲述一个游南岳的故事。其实这故事以前在班上已说过的,可见钱师对这故事很重视。钱师说年青时很健行,有一次游南岳,发觉有一寺院,庙貌特别庄严而开阔,使人起一种安详宁谧而和平清静的感觉。抗战时,日军的炮火把南岳的寺院毁坏了。战后钱师重游南岳。这时,该寺换了新的方丈。他围着寺院遍种夹竹桃。这时夹竹桃盛开,游人不少,无不称赞夹竹桃美丽。钱师却愀然不乐,觉得这寺院没有前途了,因为夹竹桃最高不过三丈,寿命最长不过三十年,则三十年后,此寺仍是一无所有。方丈是一寺的主持人,他应该为该寺院种松种柏。松柏寿可千年,高可千尺,他为了短暂的繁华,不种松和柏,而种夹竹桃,他的眼光如此短浅,胸襟如此狭窄,如何能把寺院发展呢?

    钱师轻轻道来,却使我心惊不已。我自己是在种夹竹桃呢还是在种松柏?以后时时为此故事而警惕。李白诗云:“松柏虽苦寒,羞逐桃李春。”此李白所以为李白,钱师常常轻轻一语,而使听者终身受用。不久钱师离开了沙田,我也离开了沙田,从此,同行问道之乐,只能在回忆中了。(文章转自“新史学”微信公众号(New_History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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