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日期:2016/3/17 11:58:18 访问次数:932次
  

    中国史学界有“近代史学四大家”之论。四大家者: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其中,吕思勉与钱穆同为常州府人,且是师生。
    吕思勉先生治史,并无师承,全凭自学。其23岁时,就已通读《二十四史》。并且,据先生自述:“《史记》、《汉书》、《三国志》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两遍而已。”追唯先生一生,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史学史、文字学、历史研究法、史籍读法等诸多领域,都有著作传世,一生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字。皇皇其华,灿灿其心。
    今日来怀吕思勉先生,窃以为,最重要的,是要认识与继承先生的史识与史胆。
    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凭自学而登堂入室者,寥寥无几。能尽读二十四史数遍,且凭一人之力,打通古今,治史直抵现世的史学家,是凤毛麟角。于此“寥寥无几”、“凤毛麟角”之间,对中国历史上的敏感问题敢于直陈己见、不随声附和者,更唯先生一人而已。也唯有此,才见先生的史家风骨、书生肝胆。
    1922年,吕思勉先生38岁时,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白话体的通史著作《白话本国史》。五四运动前后,写中国通史的人多矣,但对历史事实,除了按各种认识论、方法论重新编排之外,敢于认定当时所出的史学著作如先生所语“并不是真有研究,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者、敢于臧否所谓“历史定论”者,敢于将通史从三皇五帝一直写到著作出版当年1922年者,唯有先生。
    以南宋时期的和、战之争为例。南宋时期的和、战之争中,主和派是民族败类、主战派是民族英雄之论,是学界共识,是历史定论,是任何一个治史的人都不敢跨越的历史的“雷池”。但,吕先生义无反顾,踏雷池而过。
    在《白话本国史》中,先生说:岳飞的兵事,“岳飞只郾城打一个胜仗”,其他胜仗,“《宋史》本传,巧于造句……真是说得好听,其实只要把宋、金二《史》略一对看,就晓得全是瞎说的。”
    先生说:岳飞“进兵到朱仙镇,离汴京只四十多里,更是必无之事。郾城以外的战绩,就全是莫须有的。最可笑的,宗弼(金兵主帅)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依我看,倒还是张俊,高宗逃入海的时候,在明州,到底还背城一战。”
    先生还说:“我说秦桧一定要(从北方金朝)跑回来,正是他的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负责任之处。”
    先生认定:如果一味神化古人,那么,“人的性质,无从捉摸,历史上的事实,再无公例可求,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上述引文均引自2005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白话本国史•近古史•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
    直到二十世纪1950年代初,举国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时,先生在《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一文中,还是坚持“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其凛然风骨,堪与梁漱溟、马寅初相颉颃。
    在史学领域里,多有用手中之笔,换取荣华富贵的佞臣。秉笔直书,在中国史界,历来是一种比黄金玉石更稀少的品质。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太史在竹简上书:“崔杼弑其君。”崔杼杀太史。太史二弟接过竹简再书,崔杼再杀。其三弟持简又书,崔杼被迫收刀。从此,“太史简”成为史官临难不苟﹐敢于秉笔直书的榜样。
    《左传•宣公二年》,晋国史臣董狐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逼其改,董狐不改,宁为赵盾所杀。孔子情不自禁地赞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文天祥也仰天长叹:所谓天地正气者,就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吕先生出版《白话本国史》时,还是一个没有任何文凭的沈阳市高等师范学校的历史教师。他没有用自己的学问,去换取眼前利益,换取金子、位子、房子、车子、女子。没有用自己的人格,去购买主流学术界的“青年导师”、“学术泰斗”的称谓。甚至,当民国闻人、国民政府军委会少将参议龚德柏污称先生为“汉奸”,与他对簿公堂时,先生一介布衣,面对强权,“学术自由”之说坚持不改。先生凭着他的史识和史胆,在中国史学史上,为后人竖立了一座醒目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史界,就是“太史简”,就是“董狐笔”,就是“天地正气”。
    这种学术勇气,嗟可以用孟子在《公孙丑•上》所言来喻:“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追求真理,哪怕有千军万马相阻,我也要去。也唯有孟子此语,可喻先生之精神。
    先生之史识史胆,是中国史家的宝贵品质,也是中国史界的精神财产。1945年,疑古派学术领袖顾颉刚,在他的《当代中国史学》中说:“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是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顾先生能用“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来评价学术上与他见解不同的学者,吕思勉是第一人。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先生的史识史胆,感人之深。
    时值先生冥辰50周年,乡梓后学,慕先生高风,草成数语,是为祭。(摘自张戬炜先生著《书生本色》,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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