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山:《前赤壁赋》中的儒道佛
日期:2016/10/27 17:56:34 访问次数:592次
  

《前赤壁赋》中的儒道佛

 

李 山

 

 

 

假如唐宋文只让我挑一篇

   

   我有个片面的想法:假如唐宋文只选一篇,让我挑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挑选苏东坡《前赤壁赋》。
千百年来人们都说“唐宋八大家”,可是唐代的两位,论为人,韩愈太世故,柳宗元太脆弱。韩愈的文章,谁也不能说水平不高,可是他的古文中,关乎山水、表现点逸兴的,几乎没有——此子有点不关山水。他在古文里只想“原道”的事。在这点上,就不如柳宗元了。
   可是,柳文的山水,著名的《永州八记》,特别是“小石潭记”,写“皆若空游无所依”的游鱼,漂亮死了。然而就是光景太孤峭幽冷。《八记》所表,主要就是发现这些被忽视抛闲的美境。问题是,连作者自己也说,在这样的境界里,他实在是呆不住。这就要出麻烦了。看着好的地方不能栖居,现实热闹的世界又容不下自己。这样“拧巴”下去,谁也长不了。这就是说他脆弱的理由,是说他的精神缺少自救的弹力。实际的情况也是这样,他四十几岁就被那个不容他的世道折磨死了,反不如总说自己牙齿要掉、家族多命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自觉遗传基因不妙的韩文公长寿。

 


 

为什么苏轼文章以《前赤壁赋》为最佳

 

   北宋诸大文章家,当然以苏轼的文章最好,而苏东坡最好的文章,如上所说,又当以《前赤壁赋》为最佳。
   怎么就“为最佳”呢?不妨拿北宋同类文章比较一下。这里所谓的“同类”,是指三篇逆境中特见士大夫神情的文章。苏公之外的另两篇,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范文正《岳阳楼记》言逆境,高标一个“忧”字,进亦忧,退亦忧;欧阳公的文章则独显一个“乐”字,身处逆境,则与民同乐。一个忧,一个乐,都是表现自己的精神不倒,都很挺立,却各有姿态。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范仲淹《岳阳楼记》)
   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欧阳修《醉翁亭记》)

   那苏东坡呢?则是不忧亦不乐,一切扫平,纵情大化之中,神契于天地之美。篇中没有“忧”?有。“客有吹洞箫者”的一大段,不就是忧吗?篇中也有“乐”,“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不正是“乐”?然而在苏公,此“乐”固可生悲,而悲亦可以化除。
   历来人们都说《赤壁赋》融写景、抒情和哲理为一炉,水乳交融,玲珑剔透。是的,文章确实如此。但这样解释此篇,还缺一点层次,没有深入其精神世界的底里。因为三者交融的背后,是儒、道、佛三家智慧水乳交融的圆融无碍。有此精神上的圆融无碍,才能一切放下,把心境放平,如此才能与造化之美洒然相遇,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
   照此再看看范文正的“忧”,欧阳公的“乐”,就难免让人感觉姿态性偏强,像是松柏对抗着风势的样子。苏文与范、欧两大文章比较,就像大庙中佛祖与两旁的菩萨,佛祖端坐正中,包容一切,旁边则净是各有姿势的大菩萨,佛祖的平淡,反而是大境地才有的音容。

 


 

《赤壁赋》儒道佛的融合具体是什么?


   那么,《赤壁赋》儒道佛的融合具体是什么?文章有佛、道,是很明显的。文中言“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就是道,也是佛。《老子》言“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马一浮先生尝言此同于佛教空、有两观。由此而来,就有后来所谓“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之别。(此语出北宋儒家人物邵雍,见其《皇极经世书》。然此说的根底,细究起来,还是《庄子》“以道观之,万物并贵”说的影响。)
   苏东坡上面的“自其变”、“自其不变”观世界,就既是道家的,也是佛家的。在道家是“以物观物”,在佛家则有所谓的“两边法”。
   什么是两边法?
   《坛经》载,神会和尚初见六祖,问六祖,老和尚您闭眼打坐,还见不见这个世界?六祖说:“见,也不见。”说话之间,六祖用棒打神会的头,问:“小和尚,打你,疼不疼?”小和尚照猫画虎,说:“也疼,也不疼。”
    六祖听罢,断喝一声:“小和尚,错了!打你必疼,这是因缘法;见与不见,是两边法!”

   因缘法就是因果关系,因到果必到,就是佛祖挨打,也疼,也不能例外。可是,看不看这个世界,怎么看这个世界,却是由“我”来定。这是两边法。《赤壁赋》中,“愀然”的“苏子”,不正是用“两边法”开导“吹箫客”(其实是苏轼自己一曲心情的化身),从而物我两忘、与清风明月融为一体,以致“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了吗?

   说《赤壁赋》里有佛、道,容易。可是,说此文中有“儒”,或许会觉得费解,找遍了字句,哪有“儒”?
   这可不能单从字面求解,应从此文自身所显示的一场精神自救来理解。黄州贬谪,是苏东坡最苦的时期,读一读《寒食帖》上“今年又苦雨”的句子,就可以领略了。皇帝富于春秋,王安石变法方兴未艾,自己身处壮年之期,却被抛掷到这偏远潮湿之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长此以往,功名利禄不全泡汤?这样的念头一起,主宰了心思,一切的鄙吝的念头都会找各种理由冒出,于是放弃操守、品格的各种糗事、糗行径,就难免上演了。

 


 

说到儒,又得说韩愈几句


   这里,对不起,又得说韩愈几句。他那篇大文章《谏佛骨表》,其实是藏着滑头的。
唐宪宗是崇奉道教的长生术的,平定淮西的割据势力后,他派柳泌做台州刺史为他找仙药就是明证。“谏佛骨”却说信佛短命,本来是从“皇帝是道教信徒”这一点精心落笔的。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韩愈没有想到的是凡怕死鬼,都忌讳说一个“死”字。于是,地雷被踩响,韩愈被发配。
   一开始,韩文公还能有“一封朝奏九重天”的范儿,可是再走远一点,到邓州,有诗为证,当他见到从南方被朝廷遣返回家的吐蕃人,就开始问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了。再走,到了韶关,一听当地人说,此地距潮州尚有千百里的路,一下子就全垮了。
   这也有诗为证。他开始借诗篇的对话,责备自己不懂事,说皇帝那么大功勋,求个长生有什么错?“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言语,也差不多是这时候写的。更糟糕的是,到了潮州,马上给皇帝上奏折,说我韩愈百无一用,可是皇帝若是东封泰山,我还是有用的,可以写封禅文。为求得一己脱困,招数上就无所不了。“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话用在这里虽难听,却也颇为对景。这就是韩愈。皇帝看了奏折说韩愈还“大是爱朕”,只是当初不该总说“死”、“死”的话。这也是史有明文,恰可证明上面我说韩愈自恃聪明误踩地雷,没有大差。
   人家会问,你这样掰扯韩愈干什么?不是我要故意跟韩文公过不去。韩文好,笔者没异见。但是,他韩愈不是自居“道统”的接续者吗?既然这样自居,就可以检讨一下他的言和行是否一致,是否合乎一个儒者的标准。
   说实在的,韩愈的平生,除了文章弘道自有其思想的价值外,他的言与行,实在与真儒的风范相去太远。而且,掰扯韩文公的言行不一,还对于了解古代大夫精神的历史有点用处。
   毕竟由唐至宋,中古士大夫正经历品格的转型。在这一长时段的转型期中,韩愈是站在开始地段的,他表现上有点“风俗不纯”,也是自然的。这是应当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待的。到北宋,总体上就好得多。韩愈承的是六朝才子“文人无行”的老统绪,所以才有他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窘促之态。到北宋苏轼的时代,范仲淹等所倡导的做人要有廉耻、要有人格,已蔚然成了大气候。
   这就有苏轼“归于审美”的摆脱精神困顿苦闷的自救方式。在苏公《赤壁赋》里,你看不到他关于儒家的任何言说,可是身处近乎绝望的境地,不是去找路子,不是做文章向皇帝或其他谁狗摇尾巴,这不正是“君子固穷”,讲究人格操守的写照吗?

 


 

大才成大文
 

   更高的是,苏轼又不是柳宗元,他放达旷观,可以抓道家、佛家的仙药来镇痛,让灵魂在清风明月中得到疏放,得到慰藉,所以才能有这样的“最好”大文章。诚然单有胸怀的洒落,也未必就有好文学,幸运的是苏东坡是千百年间一等一的大才,所以他的精神圆融,可以成就一等一的高妙大文。
   上述,就是笔者不避片面之嫌推《赤壁赋》为唐宋文首选的原由。(文章来源:微信号“海淀敬德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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