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小史·声闻于天,风化于下:北宋书院
日期:2016/11/18 22:51:51 访问次数:499次
  

   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诚如先生之言,宋代是经济文化的大繁荣时期,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门阀贵族的衰微,以及伴随而来的士人阶层之崛起。基于此,书院在宋代社会中,站在了一个极为特殊的位置上,蓬勃发展。

   书院之名不始于北宋,有教育功能的书院也不始于北宋,然而北宋书院却作为学校的一种,开始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并且名扬天下。根据邓洪波教授《中国书院史》的统计,宋代书院总数达到720所之多,是唐五代书院总和的10倍以上,可谓多矣。其中,切实可考的北宋书院有73所,略微超过唐五代十国共计近350年所有书院的总和,而无法分出南北宋的书院还有125所,在后世享有盛名的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在此时皆已开始显名。

 

   1998年,国家邮政局发行《古代书院》特种邮票。邮票取材于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由杨文清、李德福负责设计。当然,“四大书院”的具体所指历来说法不一,常见的就有三种说法:一说徂徕、金山、岳麓、石鼓;二说嵩阳、岳麓、应天府、白鹿洞;三说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

 

   就宋代历史而言,书院的发展,其实是政治、社会与文化三方面的交集点。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起赵宋政权。由兵变而来的王室终觉军人操政之危险,于是有所谓“杯酒释兵权”,留下“以文治天下”的祖宗之法。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勿让武将专权,其二是优待士大夫。赵宋既要立意造成一个文治的局面,便要处处礼貌文官,使其不至于对武职相形见绌。《宋史•职官志》记道:“官俸之逐步增添,此外复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监、饲马刍粟、米面羊口各项,至外官有公用钱、有职田、有茶汤钱、又有添给,又时有额外恩赏。”宋代确立了文官体制,文臣地位远远高于武将,从范仲淹劝学张载之事便可见一斑。横渠先生张载少时甚喜谈兵,曾撰成《边议九条》上书范仲淹,范氏召见之后,认为张载是可成大器之材,留下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 

 

   “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崛起关中,创立关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清之时,真儒继起,建立关中书院。“关西夫子”冯从吾、“关中大儒”李颙前后掌教,化理熙洽,传承关学。

 

   在文治国策下,滥觞于隋唐的科举考试制度成为北宋最主要的取士制度,科举出身的官员也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科举考试,可以为士人增添无上的荣耀,当时甚至有人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彊寇,凯歌劳旋,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由于进士及第带来的丰厚报酬,宋代整个社会的最高价值便是追求功名。

   在如此背景之下,赵宋统治者本应重视文教事业,然而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其无暇顾及此事。北宋朝廷用了20年时间才征服荆南、后蜀、南汉等割据政权,初步实现全国统一。但是这又并非真正统一,燕云十六州尚未收复,北方强辽压境,西南的大理、吐蕃也各自为政,加上连年用兵又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北宋统治者无心也无力于文教事业。宋初80余年间,官学没有任何新的发展,中央已无二馆六学之盛,只能勉强维持国子监与太学。政府对士大夫没有教育指导的能力,只能妪姁涵育,让他们自己发荣滋长。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宋真宗赵恒的这首《劝学诗》是宋代科举社会的直接反映。真宗在位时,屡向天下书院赐书赐额,鼓励书院发展。大中祥符八年(1015),真宗赐额岳麓书院,赖明人刻之石上,其手迹方得存留至今。

 

   中央官学的不振,地方文教的瘫痪,极不适应海内承平的社会形势,广大士人只好将求学的目光转移至肇始于唐末五代时期的书院上,赵宋政府亦通过赐书、赐匾等使书院合法化的形式来支持其发展,使其暂时成为了官学的替代机构。《中国书院史》一书就记道:“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应江州知州周述之请,赐白鹿洞书院‘印本九经’;至道二年(996),登封太乙书院赐名为太室书院,并获所赐‘九经子史’诸书;大中祥符八年(1015),召见岳麓书院山长周式,拜国子监主簿,赐给院额和中秘图书……”在朝廷一次次赏赐褒奖之后,书院的办学条件不仅得到实质性改善,更获得了“书院之称闻于天下”的显赫声名,完全夺得天下君臣官民之心。

   北宋政府一方面大力支持书院发展,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科举,采取因势利导的文教政策,书院的教育教学功能也因此而强化,书院与科举渐渐走向结合。史志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黄中理以江南大族掌门人的身份兴建樱桃洞、芝台二书院,广招四方之士,乐助其学。院中黄氏子弟十人皆登甲科,一时远近闻名,号称“黄氏十龙”。不仅如此,黄氏书院还因培养出宋氏兄弟决胜科场而载于史册。天圣年间,书院生徒宋庠、宋祁兄弟同登一甲进士,宋庠被点为状元及第。而后,庠官至宰相,祁参与庆历新政,官至工部尚书。兄弟皆有文名,史称“二宋”。可见,书院与科举功名一经联合,芳名远播,流传千世。

 

   位于河南登封太室山麓的嵩阳书院原名太乙书院,建于五代后周世宗时,是北宋初年朝廷扶持书院发展的典型。宋太宗至道二年(996),朝廷改太乙书院为“太室书院”,并赐“九经子史”诸书。仁宗景祐二年(1035),复赐名“嵩阳书院”。以后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等先后讲学于此,一时名流聚会,成为一大学术中心。

 

   总之,北宋书院大多以其替代官学的角色,强化了自唐代而来的教育功能,并且与科举紧密相连,其内部结构也日趋完备,藏书、祭祀、学田均为教学服务。自此以后,书院向社会开放,成为历代文教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书院有时是乡村的家族蒙学,有时又是政府官学;有时得到朝廷的支持,有时又成为了禁毁的对象;有时是士人隐退山林的归宿,有时又是士大夫批判朝政的基地。尽管书院在后世有众多截然不同的表现,但是其兼具教学与学术研究之功能、讲明义理之精神和开放自由之学风的特点却是在宋代逐渐形成的。书院也成为士人阶层寄托“道”的场所,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文章来源: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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