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要不要读?怎么读?
日期:2016/11/24 22:09:29 访问次数:694次
  

观点提要:

李存山:经书中有“真理”,但是并非“句句是真理”。比如《礼记·内则》说:“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显然,现时代的读经,不应重蹈中国历史上的“经学思维方式”。
 

赵法生:所谓老实大量纯读经,不是儒家的读经法,而是反儒家的读经法。逼迫一个孩子天真好奇的孩子,用十多年去背诵那些他既不懂又不许问的佶屈聱牙的古文,他的心理不出问题才怪呢!

 


 

读经:该不该与如何读

 

李 存 山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赵法生博士主编的“大众儒学经典”丛书,这套书“以现代的视野、大众的角度、践行的立场、深入浅出的讲解”,为当前的大众儒学教育提供了一套很好的教材,这是值得祝贺的。与这套书的出版相伴随的是,当前有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借此机会,我也就“读经”问题略抒己见。 

   关于读经问题,我想首先是该不该读。这个问题当然是在中国近代以后才出现的,时代变化了,以往时代的经典在现时代还有价值吗?还应该读吗?这样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是给予否定回答的,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则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要正确处理文化之“变”与“常”的关系。文化之“变”就是文化的时代性、阶段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要有所“损益”变革,从而有综合创新,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之“常”就是文化的连续性、继承性。时代虽然不同了,但是不同时代的文化并不是断绝的,而仍然是有连续性的,我们要继承中国文化历代相“因”的“常道”,承认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在现时代仍然有其价值,这也是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个前提。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经”是子、史之源,集是子之流衍,“经”处于传统文化的根源和统率地位。“经者常也”,在经书中有中国文化、儒家思想的“常道”。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儒家思想的“常道”,那就应该读经。 

   其次是应该如何读经,这也是当前关于读经讨论的重点问题。冯友兰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中曾把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子学时代”是先秦诸子各自立说,“经学时代”则是汉武帝以后至晚清,大部分著书立说者必须“依傍”经书,对经书作出训诂解释之后才能据经而立说。经学时代的思维方式是“经禀圣裁”,“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所立说者只是“诂经之说而已”。那么,现时代的读经是否要返回到以前的“经学思维方式”呢?我认为,时代不同了,我们对经书也要有一种新的认识。其实,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之后,中国学界就已经有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此即“哲学”的思维方式。如王国维所说:“余谓不研究哲学则已,苟有研究之者,则必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虽罢斥百家,适足滋世人之疑惑耳。”“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有了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一方面对经书持尊重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要有所分析,有所参稽比较。经书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常道”,但是经书中并不全是“常道”;经书中有“真理”,但是并非“句句是真理”。比如《礼记·内则》说:“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显然,现时代的读经,不应重蹈中国历史上的“经学思维方式”。

   关于如何读经,我认为还有以下几点:

   其一,青少年读经要与现代学科教育相结合,我反对那种完全封闭式的“全日制读经”。元代以后的科举只立“德行明经”一科,又以八股文取士,这是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同的是,宋代的大教育家胡瑗曾有“苏湖之法”或“明体达用之学”,其设教有“经义斋”和“治事斋”,经义斋是“明体”,治事斋则是“达用”的分科教育,“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以求“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皇者大也,极者中也”)。朱熹晚年在《学校贡举私议》中也有类似的思想。晚清的学制改革,废科举,兴学校,将西方的近现代学科纳入学制之中,当时亦把胡瑗的“苏湖之法”和朱子的《学校贡举私议》作为根据,这种改革实也符合中国传统教育发展的逻辑。因此,今日之儿童读经,应与现代学科教育相结合。如果采取完全封闭式的“全日制读经”,则不仅误人而且误国。 

   其二,青少年读经要与家庭教育相结合,我反对那种在偏远山林中“出家”式的寄宿制儿童读经。儒家传统以孝悌为仁之本,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家庭教育实为个人修身成长的本源。又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人的家庭,实即中国人的教堂”。今日之儿童读经,应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如果采取那种在偏远山林中“出家”式的寄宿制儿童读经,则背离儒家传统的重视家教,势必使亲情疏远,对人情世故产生隔膜,不利于儿童的心理健康和学识、学养的正常发展。 

   其三,今日之读经要借鉴传统的读经方法,而不应是那种强制性、机械式的所谓“包本背诵读经法”。在儒家经典中,尊师重教莫过于《礼记·学记》,而《学记》也十分重视教学方法。如其特别重视“教学相长”,也就是教师与学生的良性互动,相互激励,互有长进。“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这是对学生的要求;“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是对教师的要求。“自反”和“自强”都必须在师生之间良性的教学互动中才能实现,而不是只一句“小朋友,跟我读”所能实现的。《学记》还很重视学习的循序渐进,“学不躐等”,如说:“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朱熹说:“这几句都是上两字说学,下两字说所得处。如离经(断句)便是学,辨志是所得处。他仿此。”可见,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主张学行一致,知行合一,把学识的不断进步与德行境界的逐步提升密切结合起来。能够“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知类通达”等等,不是只靠“包本背诵”所能达到的。在“大成阶段”,能够“强立而不返”,即能够坚持原则,有独立的见解,有道德的操守,不随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尤其可贵。《学记》还说:“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这是说在课内和课余都有适当的安排,传统的教学内容也丰富多彩,情趣盎然,并不是枯燥无味,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学记》又指出,学生有不同的心理素质,教师要“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这就是主张要“因材施教”。《学记》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故君子之教喻也,道(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教学的语言要“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这就是主张启发式教学,如孔子所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学记》重视教育方法,将其提升到“教之所兴废”的高度。《学记》说:“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对教师提出了如此高的要求,愿与辅导读经的教师以及从事其他教育的教师们共诫共勉!

 

 

 

“老实大量纯读经”问题何在?

 

 

 赵法生

 

 

 

   近代以来,经典教育在中国可谓命运多舛,在历经一个世纪反复强制摧残打压之后,今天的经典教育似乎迎来了它的春天。但问题依然不少,目前关于读经方法的争论便是证明,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王财贵先生所提倡的“老实大量纯读经法”。这一方法的初衷无疑是为了推动大陆荒废已久的读经教育,但是,实践日久,其流弊也随之显现,到了不能不认真面对的时候了。    

   这种读经方法提倡全日制“纯读经”,3-13岁的孩子十年之中只是死记硬背各种传统经典,总共背诵上百万字,每天背书八小时以上,不学其他课程,不允许进行任何经义讲解,不允许读经典白文之外的书籍,包括古人注疏。这种方法看上去倒是简单易行,但是,稍微读过一点儒家经典者,立即会生出某种疑虑,隐约感到它与真正的儒家教育存在不小的差距,这差距究竟有多大呢?

    毫无疑问,历史上教学生读经成就最大的,莫过于孔夫子,他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七十子不仅在弘扬师学方面成效卓著,在事功方面也表现不凡。孔子是如何教学生读经的?在《论语》中,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循循善诱的,启发式的,是一位善于开启学生内在心性之门,善于鼓舞学生内在精神生命的大师。他总能在与学生的对话中发现问题,给予恰当的鼓励或者提示。

   正是在这种如沐春风的氛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后代十分不同的学堂:孔子课堂上,不仅有像宰我那样公然与老师唱反调而反对三年丧的;有像子贡那样给老师出难题,要求老师用一个字就概括出自己全部学问的精神的;还有像子路那样,当面就说“老师您也太迂了吧!”的。孔子本人也时常给弟子和他人道歉,所谓“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此情此景,你或许以为它是当代的欧美学校的场景吧?    

   学习儒家经典的方法,主要是体悟、领会与涵养,特别是交流讨论,《学记》早就告诫:“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所以,在丰富的先秦儒家教育文献中,我们看到的多半是如何开启学生心性和智慧的方法,却极少强调死记硬背的资料。就其本性而言,儒家比任何其他教育都反对死记硬背,因为这堵塞了心性成长之路,与儒学的本质相违背。    

   那么,人们为什么常常把儒家经典与死记硬背联系起来呢?这与汉代以后儒学的经学化,尤其是与一千多年的科举历史有相关。河流的源头总是清澈活泼的,蕴含着勃勃生机;但是,随着流域的展开,它会变得越来越浑浊,有些段落甚至腐朽变质,儒家教育同样如此。比如科举下的学堂,已经丧失了洙泗之上的灵动与活泼,它僵化了。它把圣人之言作为绝对真理,不许经生提问质疑,典型体现了传统的经学思维。梁漱溟先生曾经指出,科举的教学模式是不符合孔子教育理念的。    

   其实,即使科举制度,除了记诵之外,也要求学生解经,以应对科举中的释经和策论。红楼梦第八十二回《老学究讲义警顽心,病潇湘痴魂惊恶梦》,私塾先生贾代儒要求宝玉讲书,所讲是《论语·子罕》的“后生可畏”章。宝玉奉命先讲“节旨”,又串讲字句道:“这章书是圣人勉励后生,教他及时努力,不要弄到老大无成。先将‘可畏’二字激发后生的志气,后把‘不足畏’三字警惕后生的将来。”宝玉的理解是到位的,代儒却嫌他的解说具有孩子气,于是作了更进一步的阐发。可见,历史上的私塾是十分重视解经的。

   老实大量纯读经的支持者如是说:“做读经老师不需要有文化,不用讲解,也不许讲解,只要会按复读机按钮、督促小朋友背诵,就是最好的读经老师。”这里公然将复读机称之为最好的老师,在禁锢压抑学生的思想活力方面,甚至使得科举制度下的私塾都相形见绌了。

   可是,人不是留声机,儿童也不是。如果说儿童的理解力较弱,他的情感感受能力和想象力却毫不逊色,甚至超出成年人一筹,他们是天生的诗人,天地万物都是他们的交流的伙伴。所以,儒家总是顺着他们的天性加以引导,使得童蒙教育充满情趣和丰富多彩。

   这方面,王阳明的儿童教育堪称典范。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他认为,儿童的天性是喜欢游嬉而害怕禁锢,如同刚萌芽的小草,顺遂它天然的生命就会快速成长,人为压抑它就会萎缩凋残,所以,他主张采取“诱”“导”“讽”的“栽培涵养之方”,来取代“督”“责”“罚”的教育方法了,并警告说,相反的做法只会使得学生“视学舍如囹狱”“视师长如寇仇”。王阳明明确反对那种不分学生天资情况的“大量纯读经”,主张读经的量应留有余地,“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这才是孔门读经法的真传!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相对照,就可以丈量出“老实大量纯读经法”与真正的儒门教育的距离了,这距离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正好处于对立的两极!    

   所以,所谓老实大量纯读经,不是儒家的读经法,而是反儒家的读经法。它最终不能培养出圣贤人格,倒是培养了一些再也不愿意听到经典二字的国学逆反者,一些心态阴沉闭锁的问题少年,以及一些最终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惶惶不可终日的家长们,是不用大惊小怪的。逼迫一个孩子天真好奇的孩子,用十多年去背诵那些他既不懂又不许问的佶屈聱牙的古文,他的心理不出问题才怪呢!这一读经法考虑了一切,唯独忽视了一点:人本身!使得它不仅违背了教育的规律,更违背了儒家教育的根本精神。

   若要问何以在当代出现了这样一种令人纳罕的儒家读经法?这也正是我的困惑所在。不过,它给我们的重要的启迪,是令我们反省我们离开真正的儒家究竟有多远,并对目前各种流行的所谓“儒家”保持一份清醒和警惕!(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16年11曰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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