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检监察报:弘扬传统当以经世为务
日期:2016/12/19 17:33:05 访问次数:448次
  

弘扬传统当以经世为务

 

朱 偲

 

 

 

   鸦片战争以来,面对着挟其船坚炮利而来的西方殖民者,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强敌,故而步入迟暮的晚清帝国节节失利。在这种强邻逼咄之下,失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词之一。与此相伴,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也急转直下。尽管不断有人为国学呐喊急呼,但面对强势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国学似乎缺乏招架之力,步步退缩,从“中体中用”,到“中体西用”,再到“西体中用”,以致到最后“西体西用”,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一个占社会主流的文化成为“国故”,从一个“活着的传统”成为一个摆设。

   随着后现代和后殖民思潮在西方的兴起,“西方中心论”开始部分得到纠正,西方学者也开始更加认真和宽容地对待东方。而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更有力地证明了儒家文化不但不是经济发展的束缚,反而是东亚社会发展的动力。在这种情形之下,传统文化逐渐不再被视为落后的象征。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学?传统文化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在当今社会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并提高中国的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曾讲到,王阳明曾在贵州参学悟道,并进而指出贵州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有独特优势。作为明代大儒,王阳明的所思所行对于我们在今天的社会中如何继承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众所周知,王学自兴起以后就对当时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影响,王学在近世历史上占有非常独特而又重要的意义。历史上王学有两个令人称道之处,一个就是王阳明的事功,另一个则是刘宗周的气节,所以即使在清前期理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很多王阳明学派的批评者对这一点也是承认的。之前的儒学宗师,如孔子周游列国,累累若丧家之犬;孟子游事齐梁,被目为迂阔而不合世用。此外,宋代的二程、朱熹等大儒尽管在躬行实践方面令人称道,但是由于诸种原因,他们的外王之学并没有体现为事功。而王阳明因为平定宁王朱宸濠反叛,被封为新建伯,在隆庆年间进而加封新建侯,其谥号“文成”也属于美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宋代以来儒者的追求,即凡而圣的道路多种多样,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三代以后政教分离,有经世热情和才干的士人往往处于有德无位的窘境,比如在孔子之前的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上云行雨施、经邦治国,而此后的孔、孟、颜、曾则在下传道授业、启迪众生。秦汉以后,文士的命运往往跟带有悲剧意味的屈原、贾谊更加接近,像王阳明这样酣畅淋漓成就一番事功的不多。众所周知,王阳明在事功上平定宁王叛乱,以书生勘定西南地区多年的边患,《明史》对他的评价是:“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在学术思想上自成一派,提出“致良知”,并在对《大学》中“格物致知”等概念的理解上提出了不同于朱子的理解,开启了一种思想史上的新格局。

   不同于一些略显迂阔的儒生,王阳明的很多对策能准确抓住事物的关键,比如他在贵州时给水西安氏土司的那两封令人拍案叫绝的信(通过在信中分析利弊并对该土司进行劝说,王阳明成功地平息了一场潜在的叛乱)以及在平定宸濠之乱中显露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才干,这可以说是历代儒者身上很少见的,这与魏晋以及明末那些高谈阔论、坐视神州陆沉宗社丘墟的士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明末那些临难却嫌“水太凉”而最终投入新朝廷怀抱的人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众所周知的平定宁王叛乱的功绩之外,王阳明任在山东学政时期的一些作为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他在为山东士子出题时,强调要有伊尹之志和才能,详细列出了当时纪纲废弛等状况,提出急务六条(皆为宗藩、军事、水旱灾害、赋税、节制官僚贪欲等)。显然,他在山东乡试中的命题也体现出很强的经世致用色彩。

   正如清代著名学者邵廷采在评价王阳明时指出:“儒者之学,固以经世务为验也。”王阳明的治学宗旨“致良知”也非常强调知行合一。王阳明的言行其实是与孔孟之道一以贯之的。孔子曾经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读的诗再多,处理政事不能办得通,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应对,读这么多诗又有什么用处呢?

   王阳明的事功和学问雄辩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通经致用,方为实学。”相反,空疏的学风不仅于国于民无益,而且对自己也有害。钱谦益在明代崇祯朝身为显宦,在大厦将倾之际并无太大作为。清军入关,他本想临难殉节,因嫌“水太凉”而投降清军。虽在清初苟全性命,但到乾隆时他又被重新拉出来大加挞伐,被乾隆帝作为“贰臣”的反面典型。所以明末大儒顾炎武在总结明亡清兴历史经验时认为,明末士人“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进而导致“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亡国亡天下”的流弊,他进一步从思想上对明末学风进行系统的批判:“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

   顾炎武给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或许,如何在学习儒学经典的同时,增强当代意识,结合当下之急务,为当今中国和世界提出了更高的理论视野和更为恢弘的经世之术,应当是我们在重新挖掘传统文化时的一个方向。(文章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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