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题解——兼论“为学须有本原”
日期:2017/7/1 22:56:48 访问次数:325次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

 

 

一、大人之学即一贯之道

    朱子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学”乃求仁功夫,为孔门第一义。然而孔门后学往往把“学”等同于博学多识,求索“见闻之知”,而忽略“德性之知”。《大学》作者在“学”字以外特别点出一个“大”,其目的是要把“大”与“多”区分开来。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达巷党人赞美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犹如孔子说自己“空空如也”,《学记》所谓“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君子不器,君子志于道,孔门之学乃为己之学、成德之学,内外本末一以贯之,既涵摄“博学”却又不局限于“博学”。

    孔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又曰“下学而上达”。离开“约礼”或“上达”,则博学多识不过是数量上的积累,且向外袭取,陷于支离决裂,与德性涵养无关。

    子贡专在博学多识上用功夫,孔子点拨子贡:“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非也,予一以贯之”。此外,孔子还以“吾道一以贯之”开示曾子。我们今天研读《大学》,所谓大人之学,“大”须结合“一以贯之”来领会其内涵。

 

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孔子曰“过犹不及”,《中庸》四章也点出“过之”与“不及”,今人没有理解“过犹不及”的真正涵义,认为“中”就是在“过”与“不及”两端取一个恰当好处的点,从数量或是尺度上来理解“中”,把中庸之道简单等价于折衷主义。

    《大学》区分“心”与“物”,自然就有了内外本末之分。“心”在内,为“本”,“物”在外,为“末”,在功夫论上分疏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个环节。《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没有内外本末之分,心物浑融一贯为“性”,内外通透一如为“中”。

    中庸之道与大人之学,“中”必然涵摄“大”,“中”为天下之大本,才可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通常面向外界事物从数量上去求索一个“中”,在“过”与“不及”两端之间进行权衡折中。可是,“过”与“不及”均是有限的端点,选取出来的“中”也必然是有限的。

    《中庸》所谓“中”,从本体上说是“天命之性”,从功夫上说为“率性之道”。“中”为德性,不是外在的规律,也不是可以学得来的方法。“中”,不但不是折中、取中,而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圆满大成。《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需结合“至”与“极”来体会这个“中”的涵义。

    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一说“中”,自然涵摄天地万物,所谓“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从功夫上说,“中”便是“率性”,也是“集大成者”。故《大学》之“明明德于天下”,才是无限趋向于“中”,《大学》曰“止于至善”,即是《中庸》所谓“从容中道”。

 

三、“学”与“中”

 

    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针对常人往而不知反,“终日驰求于外,终身行不著、习不察”,精神处于散乱放溺的状态,孟子以慈悲为怀,指示一个初学入德之门,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以“求其放心”来界定“学”,须知,其逻辑前提是“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对“反”字论述得较多。诸如“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至于“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虽没有直接点出“反”字,但“反”之义蕴已经包涵在其中了,且在心性功夫上比“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更入于精微。

    见闻之知或义袭而取,非孔门为己之学。以“反”来界定孔门之“学”,如何领会这个“反”,就变得非常关键了。

    通常都是局限在抽象空间的意义上来领会这个“反”,先割裂内外物我,认为此心由外而向内自反,就能入于孔门之学,这就把“反”简单化、空虚化。正如“中”不是先确定“过”与“不及”两端,而后权衡一下取一个“中”,孟子所谓“反”,也不是对常人处于放溺状态的一次简单取反。换言之,“反”不是在同一层次上进行的一次消极的否定。

    向外“逐物”的对立面是“著空”,如佛道两家退居山林,闭塞视听,追求清心寡欲,似乎是针对常人放溺其心而不知反的彻底超越与解脱。其实,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放溺”,阳明先生区分“气宁静”与“未发之中”,只要不能入于“学”,其心不能契合大中至正之道,都必然处于放溺状态,只是放溺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说:“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孔门之学难明,两千余年来,儒家一直在与世俗功利之学、虚无寂灭之教作斗争。

    “反”不是反于“内”,而是反于“中”,阳明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粗略证到这个“中”,才能区分本末而求其“本”,分别内外而反于“内”,才能入于孔门之学。阳明先生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亦是有未发之中,始能”。其中“不迁怒,不贰过”为孔子之言,孔子前后两次指出颜子好学,并以“不迁怒,不贰过”进一步阐发“好学”之内涵。

 

四、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

    须注意,孟子先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然后才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功夫不能离开本体,吾心之仁义为“自反”功夫之本原,应从这个角度去领会孟子提出“性善论”的意义。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万物皆备于我,这是从万物一体之仁的高度去论学问之道,也是为自反功夫立一个大本。

    《传习录》48条,阳明先生曰:“学者亦须是知得心之本体亦元是如此,则操存功夫,始没病痛”。《传习录》95条,又曰:“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其向’,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人之性善,是学问之道赖以存在的逻辑前提,“至善是心之本体”,学问功夫不过是尽这个本体。如果功夫从外面附加到心体上,就是孟子所批判的“义袭而取之”。

    阳明先生曰:“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阳明先生点出“心即理”,这是从“正心”功夫来论“学”,不须再言格物,格物穷理功夫即涵摄在其中,可以纠正务外而遗内的倾向,杜绝“义袭而取之”。说“心即理”,既不执于“有”,也不沦于“空”,其实是以“中”为参照来阐发“学”。

    阳明先生曰:“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又曰:“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如以“格物”功夫来论“学”,既然“物”不在心外,那么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合二为一,就可以避免“逐物”与“义袭而取”。或者说,格物功夫向外也是向内,《中庸》所谓“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

    本来是“心”在内,“物”在外,君子通过格物穷理功夫来不断涵养扩充吾心。一说“心即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就意味着内外是通透合一的,心物是浑融一体的,这就是《中庸》所谓大本之“中”。以“中”为参照阐发“学”,才能发明“学”之义理。

    阳明先生曰:“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格物”功夫有下落,即是为学得个头脑功夫。阳明以“致良知”来解《大学》“致知”,曰:“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阳明以《中庸》“成物”来解《大学》“格物”,所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阳明如此解读《大学》格物致知功夫,究其本质,不过是以“中庸之道”来论“大人之学”,并没有在义理上有所拔高,而是发明《大学》本来蕴含的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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