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苗而不秀”与“秀而不实”
日期:2017/8/22 22:01:30 访问次数:263次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子罕第九》)

 

   朱子注:“谷之始生曰苗,吐华曰秀,成谷曰实。盖学而不至于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贵自勉也”。

   《十三经注疏·论语》承接本篇前面两章来注解此章,曰:“此章亦以颜回早卒,孔子痛惜之,为之作譬也。言万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有的谷物,苗叶生长得繁茂却不开花,有的谷物,花朵绽放得绚丽多彩而不结果实。从抽芽长叶到开花,从开花再到孕育果实,前一个环节向外发散,后一个环节向内收敛。一开一阖,一出一入,谷物完成一个生、长、收、藏的生命周期。

   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水清与水浊,面对这两种情况,人相应会做出两种选择:濯缨或濯足。多么朴实自然,孔子却从中体悟出做人的道理来,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孟子从孔子所言“自取之也”基础上作进一步引申发挥:“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本章,孔子难道只是向弟子们描述植物生长过程中出现的两种现象?猜想其中一定蕴含着为学或做人的某些道理,等待着后人去发掘。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阳货》)。“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类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每日三“饱”两“倒”,养其小体而失其大体,对应于植物,正是“苗而不秀”。

   诸如博弈这样的小术,也需要用心思去钻研,孟子所谓“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然博弈终究是“术”,非为己成德之学,博弈者囿于术数,未闻君子之大道,故孔子只是相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称博弈者之贤,这可以归为“秀而不实”一类。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孔子以“博文”与“约礼”为修学的两个环节。约者,中也,一也,君子做到“博文约礼”,则可以“弗畔”,这正与另一章“以约失之者,鲜矣”相呼应。孔子说“博文约礼”,“博”与“约”相对,“博文”为下学,乃修道工夫;孟子以“守约而施博”为“善道”,“施博”从“约”之体流行发用开来,为弘道事业,如子贡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颜子喟然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颜子对为己之学体贴得真切深入,“博文”与“约礼”交养互发,缺一不可,这才是循循善诱。阳明先生曰:“博文约礼,如何是善诱人?学者须思之”。

   子贡才高,专在博学多识上用功夫。孔子点拨子贡:“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非也,予一以贯之”。

   考察“博学”与“多学”,其间应该没有多大区别。说“博学于文”与“约之以礼”,两者交相辉映,相互转化,就不必再说“一以贯之”。对于“多学而识”,孔子要以“一以贯之”来救正,否则此“学”就会向外袭取,陷于支离决裂。

   孔子对子贡说:“女器也”。君子为学,如停留在博学多识上,虽才高八斗,但于进德无益。花朵鲜艳,向外散发出芬芳与美丽;果实大都朴实无华,是充实且内敛的。本章,孔子以“秀”喻才识,以“实”喻德性。只“博学于文”而不能“约之以礼”,“下学”而不能“上达”,孔子称之为“秀而不实”。

   《中庸》33章曰:“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所谓“的然”,即是向外发散。小人爱做“秀”,在人前显摆自己的才能,以至于精神外泄出去。“的然而日亡”,即孔子所谓“秀而不实”。君子懂得涵养精神,“闇然而日章”,此是“不显惟德”,正与“的然而日亡”相反。君子行不由径,不成章不达,向自家心性上收敛做工夫,用功日久,则内外通透,既“秀”且“实”。孔子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阳明先生曰:“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传习录》115条)。

   阳明先生还有精金之成色与分量之喻,曰:“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反之,“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99条)

 

 

 

   研读本章,往往不自觉把注意力放在后一句“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而忽略前一句“苗而不秀者有矣夫”。其实,“秀”是“实”的一个内在环节,同样不可或缺。绿色开花植物一般不开花,就不能结果;于君子为学而言,不格物穷理,则不能尽心知性,要成就德性是绝对不可能的。黄梨洲先生曰:“儒、释界限,只一理字”。

   以《大学》八条目解读本章,则“格物致知”为“秀”,“诚意正心”为“实”,不格物致知,就不能实现诚意正心。

   “心”之所发为“意”,“性”之所发为“情”,然而心无分于内外,性无分于内外。儒家正是落在“意”与“情”上做工夫以复其心体与性体,情若真切,情即性;意若笃实,意即心。舍“情”无以尽“性”,舍“意”无以正“心”,故“意”与“情”为“秀”,“心”与“性”是“实”。

   孟子以四端之心来说“仁义礼智”,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以“仁”为例,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内外通透,化育流行,而“恻隐之心”只是“仁”之发端处,二者不能等价。

   但君子欲成就仁德,须从当下一念恻隐之心逐渐涵养扩充开来,《中庸》所谓“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舍却恻隐之心,则无以成就万物一体之仁。且仁德之流行发用,也有个发端处,如儒家主张由“亲亲”而“仁民”,再由“仁民”而“爱物”,逐渐拓展开来。“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由此可以得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此四端之心为“秀”,仁义礼智是“实”。

   《系辞》曰:“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往者屈,来者信”为“秀”,“利生”是“实”,无往来屈信之“秀”,就不会有“利生”之“实”。

   还可以从内外本末以及先天本体与后天工夫来解读“秀”与“实”。

   孔子以“一以贯之”来救正子贡为学之支离,这次开示如醍醐灌顶,在子贡心中打下深刻烙印,从太宰与子贡的一段对话便可得到验证。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太宰与子贡以前的认识一样,以“博学多能”为“圣”。子贡答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一个“又”字,说明子贡已能自觉把“圣”与“多能”区分开。

   可惜,恰恰是加了一个“又”字,表明子贡对于“一以贯之”的理解还不到位。孔子说自己非“多学而识”,而是“一以贯之”,子贡便把注意力从“多”转移到了“一”,而忽略了“贯”。没有“贯”,“一”则落空,“多”则支离。

   子贡所言“固天纵之将圣”,意味着圣人是天生的,非后天积学而至。这显然违背了孔子的意思,孔子十分强调后天修学的重要性。如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孔子晚年对子贡进行最后一次开示。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从义理上考察,“下学而上达”即是“一以贯之”。所谓“一贯”,“一”为本体,“贯”为修学工夫。下学而上达,经由“上达”工夫而复其本体,“一”乃“上达”之归宿。以“上达”提撕“下学”,此“学”就不会陷于支离,因而“下学”与“贯”相对应。

   子贡把“德性”与“工夫”决裂为二,以为可以不“秀”而“实”,幻想着从天上直接掉下果实来。孔子不说“一以贯之”,而说“下学而上达”,把“下学”放到前面凸现出来,强调“秀”为“实”之必要条件,以救子贡之偏。

 

 

 

   从时间顺序上说,植物的生长过程直接呈现出来的现象总是先开花,后结果。对应于人之修学次第,就是先做博学多识的积累功夫,日积月累,希望有一天能够豁然贯通,实现“质”的跃迁,把所获得的知识转化为德性。其实,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如阳明先生所言:“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再如子游批评子夏之门人:“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传习录》239条,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方其壮时,虽暂能外面修饰,不见有过,老则精神衰迈,终须放倒。譬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

   《大学》曰“事有终始”,《中庸》云“诚者物之终始”,均是“终”在“始”前,值得注意。离开“始”而言“终”,“终”则孤悬,犹如懒人幻想不劳而获,不“秀”而“实”。离开“终”而言“始”,则“始”不成其为“始”,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结果就是“秀而不实”,流光溢彩只在一瞬间,不能持久。

   从逻辑上说,事物发展过程中在后面出现的反而在先。植物在开花时,果实就以潜在的理念孕育在其中了。正因为果实孕育在花朵中,花朵才会否定自己当下的直接存在而逐渐走向凋谢。但凋谢对于花朵来说不是生命的落幕,而是一次升华,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同理,君子在开始做“下学”工夫时,如果以“一本”去贯通“万殊”,此“学”就是有根之学,是为己成德之学,非义袭而取之,不会陷于支离决裂。孔子说“博学约礼”与“多学而识”,其间的区别就在于是否用“一本”去统贯“下学”。阳明先生曰:“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阳明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后人须体会孟子与阳明如此立言之一番良苦用心。

   修学功夫有先后次第,从“困知勉行”到“学知利行”,再到“生知安行”。“生知安行”是未来要实现的目标,且终身勤勉修学也不一定能够实现,但这个目标在内而不在外,在我而不在人。

   换言之,圣人之“生知安行”不是外在高高悬挂着的标杆,不是仰慕的对象,而是修学的内在根据。人之性善,是学问之道成为可能的逻辑前提,后天进行的所有修学工夫不过是尽自家这个“至善”之本体。故“困知”“学知”唯有向“生知”上靠拢,才成其为“学”,这就是学问工夫之头脑所在,如大程夫子曰:“才学便须知有用力处,既学便须知有得力处”。否则,“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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