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语之言,改之为贵;巽与之言,绎之为贵——读《论语•子罕》“法语之言”章
日期:2017/8/26 12:48:52 访问次数:129次
  

9.24 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罕》)

 

   

    朱子注:“法语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导之也”。《十三经注疏》给出的解释分别是:“以礼法正道之言告语之”“以恭孙谨敬之言教与之”。

    《周易》中有巽卦,巽为木、为风,《序卦传》:“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

    对于“绎”,朱子注:“绎,寻其绪也”。邢昺曰:“绎,寻绎也,寻绎其言行之”。邢昺对于“绎”的解释落实在“行”上,与前面的“改”对应。邢昺曰:“此章贵行也”。

    朱子曰:“法言人所敬惮,故必从,然不改,则面从而已。巽言无所乖忤,故必悦,然不绎,则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

    孟子曰:“教人以善谓之忠”。劝谏人行善,有“法语之言”与“巽与之言”两种言说方式。朱子引杨氏之言曰:“法言,若孟子论行王政之类是也。巽言,若其论好货好色之类是也”。

    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行王道仁政,格君心之非,欲以仁义之道援济天下。对比一下孟子与齐宣王、梁惠王之间的对话,有“法语之言”与“巽与之言”的不同。

 

   

    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一听梁惠王言而不及义,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就是“法语之言”,陈述先王仁义之道予以棒喝,直截了当,不绕弯子。惟仁者宜在高位,作为一国之君,不思以仁义之道修身正己、治理国家,却整日思索盘算计较着利益。孟子严守义利之间的界限,义正辞严,绝不妥协。

    从个人品德与素质上说,齐宣王要远高于梁惠王。但在战国这样一个丛林法则主导的优胜劣汰的黑暗时代,齐宣王作为一国之君,其心中整日盘旋的想法与梁惠王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各国诸侯以武力横决天下,“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没有哪个国家有安全感,国家不强大,就要被消灭,富国强兵是战国时代的主旋律。齐宣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以求其所谓“大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即是通过富国强兵的军事手段来攻城略地,征服他国,最后以武力一统天下。

    七雄并立,战争频仍,天下大乱,孟子开出的药方是“定于一”,希望出现一个仁义之君“保民而王”,不是通过武力征伐,而是推行仁政让百姓安居乐业,辅之以人伦教化,移风易俗,从而获得民心的拥戴,进而以王道来一统天下。

    齐宣王告诉孟子:“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齐宣王非常尊重孟子,却在孟子面前自暴自弃,毫无避讳地说自己好色、好货、好勇。考察其用心,这是要向孟子表明态度:自己不是不想施行王道仁政,只是个人素质实在不行,做不了仁义之君,学不了尧舜与三王,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以武力来争霸天下了。

    齐宣王耍的这点小伎俩孟子看得透彻,其推脱自己不能行王道,犹如有人不肯为长者折枝,此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人之性善,气质或品行上有些偏颇与瑕疵,掩盖不了自性的光芒。孟子以四端之心来说仁义礼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四端之心是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齐宣王也有恻隐、是非等四端之心,但其作为一国之君却自暴自弃,正如孟子所言:“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人人皆有四端之心,关键是涵养扩充此四端,孟子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齐宣王之四端只是被其心中的“大欲”所遮蔽而不能彰显,孟子思以仁义之道拯救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对齐宣王“巽与之言”。齐宣王自暴自弃,孟子决不撒手,不轻言放弃。对应于以“四端”说仁义礼智,孟子这里以“推恩”阐发王道仁政。王道对于齐宣王来说似乎高不可攀,宜若登天然,但经过孟子一番解说,却显得明了而又简单。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对齐宣王因病用药而说“推恩”,即是在阐发儒家忠恕之道,朱子云:“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

    齐宣王说自己“好勇”,其实是要向孟子摆明立场,自己还是要选择武力征伐这条路线。孟子认为“好勇”也不是缺点,没有关系,但希望齐宣王不要逞此匹夫之勇,“王请无好小勇”,“王请大之”。文王视民如伤,武王见一人衡行于天下,即以之为耻,文王、武王均好勇,此是仁者必有勇,乃万物一体之仁的体现。孟子陈述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为齐宣王学习的榜样,曰:“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同样,齐宣王说自己“好货”“好色”,孟子总是以“推恩”“推己及人”来破解。公刘与太王为周朝先祖,孟子先举出公刘好货与太王好色的例子,把齐宣王之下降通道彻底阻断,促其奋发有为。孟子曰:“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齐宣王不好先王之雅乐,而好世俗之乐。孟子安慰齐宣王:“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孟子不计较古乐与今乐之间的差别,只是引导齐宣王明白“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孟子希望齐宣王与民同乐,作为一国之君,闲暇之余欣赏一下低俗音乐,是可以的,但要把齐国治理好,让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足。

 

   

    再回到《论语》此章。朱子引杨氏之言曰:“语之而未达,拒之而不受,犹之可也。其或喻焉,则尚庶几其能改绎矣。从且说矣,而不改绎焉,则是终不改绎也已,虽圣人其如之何哉?”

    孟子于齐宣王可谓循循善诱,做到了仁至义尽,然齐宣王“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孟子“末如之何也已矣”。最后在伐燕这件事上,孟子与齐宣王分道扬镳,致为臣而归。齐宣王挽留孟子,“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从中须读出齐宣王的一片私心。孟子曾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齐宣王对仁义之道的理解是单向的、片面的,只是希望齐国臣民对自己讲仁义,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孟子曰:“人不足以适也,政不足与间也,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一国之政,系于一人之身,孟子入齐国主要目的是格君心之非,这是做最高层次的格物工夫,而不是为让齐国臣民有所矜式。

    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在齐宣王身上寄托了孟子以仁义之道拯救天下的理想,孟子离开齐国,“迟迟吾行也”,有不豫色,非为己忧,而是“忧以天下”。

    有人质疑孟子:“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孟子答曰:“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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