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论“与民同乐”
日期:2017/9/3 16:22:01 访问次数:125次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朱子注:“庶几,近辞也,言近于治”。《礼记·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虽然齐宣王之好乐与古之王者功成作乐有天渊之别,且孟子也知道齐宣王之所好不过是世俗之乐,但作为一国之君,竟然有闲暇有心情欣赏音乐,在孟子看来,这齐国境内应该治理得差不多了。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朱子注:“变色者,惭其好之不正也”。为什么齐宣王一听到孟子提他好乐的事情,脸色大变呢?因为他喜好的不是先王之雅乐,而是世俗之乐。

   《礼记·乐记》记载了梁惠王的祖上——魏文侯与子夏关于“乐”的一段对话。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

   魏文侯一听先王之雅乐就犯困,听郑、卫靡靡之音,则不知疲倦。子夏是魏文侯的老师,魏文侯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子夏讲解了古乐与今乐的本质区别后,特别指出:“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

   《乐记》对于“乐”的定义是:德音之谓乐。又曰:“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唯有德行的君子,才能知乐,小人知音而不知乐。孟子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如魏文侯、齐宣王等侯王贵族,虽身居高位,但其德不足以配位,情操不高,志趣低下,已经欣赏不了雅乐了。

   孔子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放郑声,远佞人”。注意,孔子说“郑声”而不说“郑音”,只是现在“声乐”“音乐”都成为一个合成词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乐之毁坏表现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靡靡之音泛滥。礼之崩溃,如晋国女叔齐说鲁昭公:“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礼”降格为“仪”,到了战国时代,连“仪”也所剩无几。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如果按照《乐记》的判别标准,齐宣王听不懂雅乐,而好世俗之乐,应划归为小人一类。《大学》曰:“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齐宣王在一身浩然正气的孟子面前虽内心有所愧怍,但并没有文过饰非,掩藏自己,而是很直率,坦言以对。齐宣王脸色大变,正说明他羞恶之心还在,是非之心未泯,还是可以救正的。故孟子没有抓住这一点不放,而是安慰齐宣王曰:“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谨守义利之辨的孟子为什么会说“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有没有枉道而从君?其实,孟子决不是有意要混淆古乐与今乐之间的根本差别,只是大人格君心之非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循善诱,善巧方便,“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如果按照《乐记》的判别标准,直接把齐宣王归为小人,齐宣王就会彻底灰心丧气,失去迁善改过的动力了。

 

  注意体会下面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


  

   孟子在一步步开示齐宣王,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此即孔子所谓“恕道”。只是从“修己以敬”到“修己以安人”,以至于“修己以安百姓”,乃是从德性上说内圣外王事业,对于齐宣王来说已经遥不可及、高不可攀,孟子只好退而求其次,变通一下,要齐宣王做到“与民同乐”。

   孟子不计较古乐与今乐之间“质”的差别,而是从“大”处说“乐”,把王道仁政落在“与民同乐”上。孟子道性善,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关键在于能否涵养善端,进而扩充开来,推己及人。孟子曰:“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注意,“善推其所为”,是从“事”与“迹”上说,而不是从德性上说外王事业。

   对于身居高位的齐宣王来说,好世俗之乐也可以,但须推己及人,倒不是说与齐国百姓一起欣赏低俗音乐,而是做到与民同“乐”。孟子认为,如果把齐国治理好,百姓安居乐业,能够生活富足,齐宣王作为一国之君,在个人品行上有些瑕疵,如好世俗音乐,乃至好货、好勇、好色,都是可以的。

   齐宣王与梁惠王一样,其所谓“大欲”,是通过富国强兵的军事手段来攻城略地,侵占他国,以至以武力一统天下。孟子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到了战国七雄的时代,仁义的面具也可以彻底撕下了,只剩下武力征伐与阴谋诡计。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勇”,以及好货、好色,不是随便说的,而是向孟子宣示自己立场与未来的奋斗愿景。而孟子的理想是说服他们保民而王,推行仁政而获得民心的拥戴,以王道来一统天下。

 

   纵向对比一下孔子、孟子与诸侯的对话,以及横向对比一下孟子分别与齐宣王、梁惠王之间的对话,很有意思。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孔子的回答很委婉,说自己只学过礼仪,不懂军事。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一听梁惠王言“利”而不及“义”,丝毫不客气,直接给顶撞了回去:“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游说梁惠王,大义凛然,义正辞严,严守义利之间的界限,没有商量的余地。

   对比两段对话,可见孔子圆融而孟子方正。但“圆”与“方”只是表象,孔孟之道,一以贯之。边长无限大的正方形,方亦是圆,棱角自然就被抹平了;半径无限大的圆,圆周似乎不再是曲线,而是接近于直线。地球半径很大,虽然地球是球面的,但古人一直以为地面是平直延伸的,就是这个道理。孔子大圆曰方,孟子大方曰圆,至圣亚圣,其揆一也。

   如孔子温而厉,圆融宽裕又发强刚毅。孔子与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小程子认为,“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程子此言差矣,孟子游说齐宣王恰恰展现出随机应变与圆融无碍的一面。孟子在梁惠王面前谨守义利之辨,可是到了齐宣王这里,则私欲与公心本不冲突,关键是“推恩”。义与利之间也不再是截然对立的,谋利当谋天下利,利之大者即是义。假如齐宣王在程子面前说“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程子会作何感想?程子也许会以孔子所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作答,然后毅然决然地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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