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
日期:2017/9/9 23:16:01 访问次数:185次
  

9.30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第九》)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本章,夫子为来孔门求学者从低到高设定了“共学”“适道”“与立”“与权”四个等级。

 

一、“与”字吃紧!

 

   朱子曰:“可与者,言其可与共为此事也”。这个“与”字需要予以特别关注,古今义差别很大。《中庸》曰“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有个“与”字,似乎显得多余。桀溺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来讽刺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为什么要改“易之”为“与易”?值得深思。

   教者,上行下效。但“教”要向“化”靠拢,须以德养人,以德化人,才可引人入于道。为师者不是高高在上,八面威风,而是要德性下贯流行,通透内外人我的界限,与弟子打成一片。《中庸》曰:“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应结合这个“临”字来解读“与”,进而通过“与”字来体会孔子之因材施教。

   钱德洪、王龙溪等王门弟子丙戌会试归,为先生道途中讲学,有信有不信。阳明先生曰:“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钱德洪等人在返乡途中要为阳明先生讲学,发心动念就有些问题。心中以阳明先生为圣人,又在为先生讲学,不自觉自己就端起一个圣人的架子来对人进行一番说教,如此讲学,不是“与知”。

 

二、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朱子引程子之言曰:“可与共学,知所以求之也;可与适道,知所往也”。朱子引杨氏之言曰:“知为己,则可与共学矣;学足以明善,然后可与适道”。

   “学”字在《论语》中意思可深可浅,如“学而不思则罔”,这也算是“学”。我觉得,首句“可与共学”,只是虚说,主要是开启下文“适道”“与立”“与权”。把首句“可与共学”,在义理上拔得过高,不一定符合孔子的意思。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门为己之学,即《中庸》所谓“修道之谓教”。本章孔子既然区分“共学”与“适道”,说明这个“学”字义浅。也许在孔子看来,除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一类人,其他都可归于可与共学者。

   同样是来孔门求学,但学习的目的不同。有为己之学,有为人之学;有君子儒,有小人儒。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君子志于道而学,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此所谓“可与适道”。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宪问》)学习技艺以求谋生,学习礼乐也可以谋取个一官半职,均属于“小人儒”。阙党童子求速而不求益,此正属于“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孔子曾叮嘱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三、可与适道,未可与立

 

   程子曰:“可与立者,笃志固执而不变也”。笃志,取自子夏所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固执,如《中庸》曰:“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杨氏曰:“信道笃,然后可与立”。信道笃,取自子张所言:“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适道”即修道,“立”是立德,在德性上有所成就。修道的目的是成就自家德性,此正体现为己之学的精神。如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然而春天播种却不一定能换来秋季的收获,投资股票难以保证获得预期的收益。同理,君子以道修身,不一定能够成就德性,故曰:“可与适道,未可与立”。阳明先生曰:“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有为己之心,便可与适道;唯有能克己、成己,方可与立。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而本章在“学”与“立”之间加一个“适道”,须注意这个区别。孔子自述其为学历程,对于至圣孔子来说,根本没有“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二元选择问题。孔子从十五岁开始立志为学,此“学”当然是为己之学,学即修道,所以就不必再加入一个“适道”。

 

四、可与立,未可与权

 

   程子曰:“权,称锤也,所以称物而知轻重者也。可与权,谓能权轻重,使合义也”。程子此言,取自孟子所言:“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杨氏曰:“知时措之宜,然后可与权”。时措之宜,如《中庸》25章曰:“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可与立,未可与权”。君子修道而成德,成德以后就要由“忠”而“恕”,推己及人,承担弘道的使命了。弘道化人,需要“守中达权”。孟子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孔子三十而立,“立”是立德;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是“权”。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有诸己”为“立”,“大而化之”为“权”。《中庸》20章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择善而固执之”为“立”,“从容中道”为“权”。

   但“权”字不能离开这“立”而流于虚说。德性有厚薄深浅不同,“可与立,未可与权”,只是说明其德性未能隆厚,做不到民胞物与、俯仰皆化,乃至大化流行。《中庸》曰:“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和而不流”与“中立而不倚”,前者为“权”,后者为“立”,只是分一个“体”与“用”而已。

   “权”字有“时中”之义,“中”为天下之大本达道,化民易俗、开物成务均包涵在其中。故孔子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与庄子所鼓吹个体意义上的“逍遥自适”,有云泥之别。“从心所欲不踰矩”,从中须体会出孟子所谓“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

 

五、冉求、子路与颜子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孔子列举出三种为学境界,最高的境界应是“可与立,亦可与权”。从孔门弟子中选取出冉求、子路与颜子,看三人分别对应何种境界。

   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又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子路、冉求同为孔门十哲之政事科,但还要对二人的德性与学问做一区别。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冉求为自己不精进修行而狡辩,孔子的回答是:“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冉求所学局限于才艺政事,没有在克己成德上笃实践履、狠下功夫。因而在“道”与“势”之间做选择时,冉求不能从“道”而屈于“势”。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冉求回答得很干脆,孔子尚且能够容忍。冉求做季氏宰,为季氏敛财,孔子忍无可忍,要把冉求驱逐出师门。“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可以判定,冉求应为孔子所谓“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

   季氏将伐颛臾,冉求、子路来见孔子。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子路、冉求同为季氏家臣,孔子主要批评冉求一人,只是最后才顺带批评一下子路:“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可见,子路善于改过自新,在修德上勇猛精进。“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子路得到孔子开示后,马上就要去践履,如果还不能躬行,心里觉得愧疚,感觉像欠账似的,再得到孔子新的教诲时,觉得欠账更多,心里更觉得不安。子路最终死于卫国内乱,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够做到舍生取义,由此可以判定子路“可与适道”,且“可与立”。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颜子在孔门弟子中德性与学问工夫最高,其他弟子无人能及。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孔子不仅把颜子从门下弟子中独立出来,还与自己并列。“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即是“权”。故可以判定,颜子“可与立”,且“可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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