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论性、故与智
日期:2017/9/17 2:04:12 访问次数:247次
  

摘要:孟子言“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与孔子所谓“知者利仁”相呼应。“利”是“知”上达“仁”之阶梯,但学者如何落在“利”上用工夫?孔子没有进一步明示。孟子则以大禹治水为例来阐发“利”,开示学者如何入手做工夫。智力与德性之间的分裂,是人类社会出现各类病痛的根源。孟子在本章阐发“智”“故”与“性”,并点出“利”,正是要解决智力与德性之间的分裂。

关键词:故 利 智力 德性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

   赵歧、朱子、陆象山、黄梨洲注解此章,均偏离了主旨。研读这一章的难度在于:“故”“利”“智”都有正反褒贬两种涵义,三者到底应该取哪一种意思?相互之间如何搭配以使得本章义理脉络贯通畅达?“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这一句是孟子阐述自己的观点,还是引述时人的观点?

 

 

   大程夫子说:“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大程夫子这句话对解读本章首句有帮助。王龙溪企图不经过致良知工夫而直接悟入良知,正是把良知本体孤悬起来。阳明先生指出:“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此是由“故”说“性”,以“学知利行”为参照来说“生知安行”,《中庸》所谓“自明诚,谓之教”。

   “学知”功夫必须合于“生知”本体,此“学”才有本,才不会陷于支离决裂。这层意思落在“知”与“仁”上,应该说,“知”只有上达“仁”,才能避免自私用智。

   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阳明先生名讳“守仁”,就出自《论语》此章。真正契入“仁”,就一定是“仁者安仁”,而不会是“守仁”。既然说“守仁”,其实是站在“知”上而说“仁”,通过做操存涵养工夫,由“知”而升华为“仁”,故“守仁”即孔子所谓“知者利仁”。

   知者利仁,孔子同样点出一个“利”,“利”是“知”上达“仁”的阶梯。孟子在此章言“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与孔子所谓“知者利仁”呼应。从义理上考察,“故”通“知”,只是对“性”言“故”,对“仁”言“知”。

 

 

   “故者以利为本”,“利”非利益之利,而是元亨利贞之利。孟子下文举“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正是在解说这个“利”。

   “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孟子先以“故”说“性”,又结合“利”字来解“故”,为什么突然把话题转到了“智”?值得深思。本章下面一段文字,几乎都是围绕“智”而展开的。

   “故”与“智”意思接近,但两者之间又有质的区别。区别在于“故”以“利”为本,而“智”往往陷于穿凿,流于自私用智,如老子云“智慧出,有大伪”。

      大程夫子云:“才学便须知有用力处,既学便须知有得力处”。阳明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孟子所谓“故者以利为本”,几乎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故”通“知”,是工夫与德行。“故”与“智”的区别在于,“故者以利为本”。虽然“故”与“性”或“仁”之间还隔了一层,但“故”趋向于“性”,工夫晓得头脑所在。而“智”被私欲缠绕,徇物丧己,向外发散,程子所谓“聪明日开、天真日凿”。

   把“故”与“智”区分开,本章的义理脉络就清晰了。孔子只说“知者利仁”,但学者如何落在“利”上用工夫?孔子没有进一步明示。本章中间一段文字,孟子以大禹治水为例来阐发“利”之义理,开示学者如何入手做工夫。

     治水,应顺应水势而疏导,不能采取围堵的办法。“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像禹之行水一样用“智”,就不会穿凿了。“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不仅不会穿凿,不再自私用智,还会涵养扩充为大智。大智即是“故”,“故”以利为本,可以通向“性”与“仁”。

 

 

   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以“求其放心”来界定“学”,“求其放心”即反求诸己,孟子点出一个“反”,为学者指示一个入德之门。

   《中庸》20章分一个知、行,以“学而知之”与“利而行之”搭配,从义理上分析,“利”通“反”。

   人之性善,为学的根本在内不在外,在我不在人,故须用“反身而诚”的工夫,非义袭而取之。本章,孟子以“利”来救正“智”之穿凿。“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行其所无事”与“为其凿也”相对立。落在治水上说,就是因势利导而不要围堵;落在为学工夫上说,则是“反求诸己”而不要向外袭取。

   阳明先生说“为学须从本原上用力”,大程夫子说“才学便须知有用力处”,须正确领会“力”的涵义。所谓“从本原上用力”“有用力处”,其实是让学问工夫有个头脑。由“学而知之”向“生而知之”跃迁,只是向自家心性上用自反工夫,有个大本在内,根本不须用力。

   本章孟子以“行其所无事”说“利”,正是此意。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所谓“用其力于仁”,即“知者利仁”,孔子落在“仁”上说用力,力即非力,也是隐约点出操存工夫须有个头脑,故曰“我未见力不足者”。求仁即复其性,行其所无事也,不须用力。

   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也有这层意思。只是孔子落在行上说“仁”不难求,孟子落在知上说“道”不难明。为学工夫失却头脑,从困知勉行工夫一步步做起,时常警觉提撕,才须用“力”。

   “故”字意思很丰富,最常见的是表示因果关系。有时是从原因到结果,如:“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有时是从结果追溯到原因,如 “凡物之然也,必有故”。“故”之本义为追本溯源,如孔子曰“文献不足故也”。从工夫论上说,由“故”而“性”,反其本,复其性也。

   “温故而知新”同时出现在《论语》与《中庸》中,从语法上分析,“故”与“新”相对,均是作名词,但不能落在知见上来解“温故知新”。闻一知二,告诸往而知来者,此是孔子所谓“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如何堪为人师?“故”与“知”义深,应该从工夫论的角度结合“利”来解读“温故而知新”,与《系辞》“彰往而察来”、“藏往知来”相契合,说的正是工夫与德性。

 

 

   古希腊人说:“知识就是美德”。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到了近代,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天下靡然而宗之。伴随着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精神世界却一直在沉沦、堕落,“知”由德性下降为智力,由目的异化为手段。

   智力与德性的分裂与重新统一,是贯穿人类文明发展的主线。按照基督教教义,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原罪就产生了,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对此有深入的解读。罪,其实是智力与德性之间的分裂。人类智力得到充分发展,而德性修养没有同步跟上,以至于智力活动被生命层面的欲望所主宰,精神不再作为主体而保持着自由自觉的本性,而是被降低为手段,由精神的异化而衍生出虚伪、阴谋、狡诈乃至邪恶。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加速坍塌,周公制定的礼乐已经约束不了躁动的人心。面对周文疲弊、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儒道两家开出了不同的药方。

  “智慧出,有大伪”,这是不争的事实。孟子说“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也是承认“智”会带来“恶”,从而遭受人们厌恶。道家主张返朴归真,企图拔本塞源,釜底抽薪。既然虚伪与邪恶是伴随着智力而产生的,要从根本上消除虚伪与邪恶,就必须回到原始的无知无识的混沌状态。如老子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庄子曰:“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治水患,应学大禹顺着水势来疏导,而不能搞围追堵截。道家反对文明开化,批判儒家倡导的仁义之道,企图退回到无知无欲的所谓素朴状态,其实是把混沌无知当作恢复自然之性,恰如大禹的父亲用堵截的办法来治水,悖逆水之性,是行不通的。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反驳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人向高处走,水向低处流,向下流动是水的本性。道家不识水之性,同样也不识人之性。孔子曰:“知者乐水”。朱子注曰:“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孟子痛斥告子的这段话,同样可以拿来斥责老庄。孟子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仁义为吾性所固有,可以润己之身,可以化人育物,老庄却视之为枷锁,弃之如敝履,故老庄不识仁义而自绝于仁义之道,误己误人。

 

 

   礼崩乐坏的乱世,是智力与德性不能同步协调发展造成的。阳明先生曰:“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又曰:“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

   为解决“智”与“德”、“文”与“质”、“名”与“实”之间的分裂,儒家采取的办法是因势利导:由“博”反“约”,下学上达,知者利仁。孟子在本章阐发“智”“故”与“性”,并点出“利”,用心良苦,正是要解决智力与德性之间的分裂。

   孔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孔子以“秀”喻才识,以“实”喻德性。只“博学于文”而不能“约之以礼”,“下学”而不能“上达”,孔子称之为“秀而不实”。孔子开示子贡“一以贯之”,而非“多学而识”,孔子又叮嘱曾子曰:“吾道一以贯之”。由此可见,孔门为己之学正是以“一贯”或“守约”来救正“秀而不实”这个弊病。

   有苗而不秀,有秀而不实,但不秀而实,如何可能?孔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孔子反对“多学而识”,但又点出“博学于文”,“博文”对于君子成德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智力与德性之间的分裂,是人类社会出现各类病痛的根源。智力不能转化为德性,就可能在欲望的驱使下恣意作恶。阳明先生曰:“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但道家企图拔本塞源,退回到“苗而不秀”的状态,即使能够实现,也是得不偿失。“秀而不实”与“苗而不秀”,虽然都没有成就德性,但孔子显然更欣赏“秀而不实”。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中庸》四章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知者过之,是由于自私穿凿用智,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知者会穿凿用智?孔子曰:“过犹不及”。从中道的立场上分析,从德行上考察,知者之“过”,其实即是“不及”。

   在儒家,解决“知者过之”不是向着“愚者不及也”这个方向退缩,而是落在“利”上用工夫继续扩充这个“知”,由“知”(智)而“大知”(故),进而由“知”过渡到“仁”(知者利仁)。对于《中庸》四章作出这样分析推断,可以从本章孟子所言“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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