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伦理构建与儒家天下关怀——复旦大学“儒学大讲堂”首期杜维明、倪培民、吴震答评
日期:2017/9/25 9:22:09 访问次数:647次
  

9月22日下午,文汇讲堂第113-1期暨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首期、复旦大学“儒学大讲堂”首期开讲。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杜维明主讲《世界伦理构建与儒家天下关怀》,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倪培民和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吴震分别担任对话及点评嘉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传承系列五讲(简称“接着讲”五讲)由文汇报社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文汇讲堂和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承办。

在曲阜举办的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于21日闭幕。会上,杜维明先生作英文主题演讲《精神人文主义,一方正在涌现的全球性视域》。次日,杜先生便转而南下探讨以“仁”为本体的世界伦理如何可能?
本场在复旦大学举办的讲座不仅引起了复旦师生的关注,更吸引了其他高校学子等各行各业共计三百余名听众的积极参与。今奉上现场互动,以供听众先睹为快。


 

 

“良知高峰会议”极大推动《巴黎协定》的通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生邱树晟:王阳明最主要的学说是知行合一,但是现在社会上存在很多知而不行的事情,比如美国政府刚刚退出《巴黎协定》,请问,儒学对于当今世界伦理的构建真的可以使世界变好吗?

杜维明:是的。只要世界愿意聆听,不仅是儒家传统,还有其他传统价值,比如刚才提到的知行合一都是有价值的。

   以气候变暖这个课题为例,其实,法国刚开始举办气候变暖国际会议时,曾遇到非常大的困难,那就是如何营造一种世界舆论氛围。如果缺乏这样的氛围,想要大会一致通过《巴黎协定》的可能性很小。因此,2015年7月21日在巴黎召开了“良知高峰会议”,以良心、良知的名义邀请全球40位思想界的优秀领袖前来参会讨论。我有幸进行了报告。良知峰会为之后在9月份举办的气侯变暖国际会议营造了极为有利的氛围,促使《巴黎协定》一经提出就获全票通过。特朗普现在却反其道而行,其于今年6月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这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不是一个国家元首可以做出的决定,这是整个国家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民众如何做的问题。温室气体排放指标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硬指标,而是一个具有倾向性的指标。具有责任感的中国非常理解为何有120多个国家能够接受《巴黎协定》。

   在我看来,接受表明一种转向的意思,这一转向或许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明显和一致,但是和没有转向相比,差别非常巨大。这是人类自《京都议定书》以后,第一次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到知行合一。此次巴黎气侯变暖会议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美两国元首出面推动在会前达成了几项协议,二是“良知高峰”会议让良知在国际社会得到承认。

   “知行合一”,并不是说“知”需要“行”,而是说,“知”的本身就是一个行动。如果自知,就会转化为行动与实践。如果不能转化,就不是真知。所以,知行合一不是说应当把“知”纳入“行”,而是“知”的本身就包含“行”。如果确实是真知,会在生命中发挥作用,其本身就是一种行为。

倪培民:特朗普确实无法退出《巴黎协定》,因为他的这一决定后来遭到美国许多市长的抵制,在实践中,许多美国市长仍然表示要遵守《巴黎协定》。

 

 


中华文化的复兴需要从个人做起,普遍参与

 

 

上海师范大学学生王昌东:如何看待中华文化复兴的问题?有哪些具体的想法?

杜维明:我于1980年初回国,发现国内文化有很大的改变。这让我想到,文化的自信与自觉必须从个人做起,促使大众普遍参与。一方面,上行下效的效率非常高,另一方面,态度、心理、价值、物欲的转换,必须从草根做起。现在出现一个新的契机,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除了政府、企业界、学术界和媒体,还有各种民间团队、社会组织都开始关注文化自信的问题。

   我认为,假设通过互联网把文化自信的问题看做一个值得全民参与的议题,我相信会起很大的作用。《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意思是只有天下最为诚心的人,才能够完全发挥自己的本性。如果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各种内在价值、主体性,那么你对人性也会有所了解。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自觉是所有人自觉的前提,一个人的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前提。与天地为参,就是天地人的观念,这不是一个神秘主义,也不是一个一般的科学理性所能分析出的实验结果,它是一种期待,一种愿望,也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刚出现的时候可能很小,但在这个社会可以汇集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其本身就显示着一种自信开始。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观念本身和真正文化价值的转向是具体的,而不是一个策略或期望。我相信,“圣人诚不我欺哉”,我们向圣人学习理由、道理、书籍,同他们对话,它们并不会欺骗我们。

   另外,一般人所得到的可能并没有世俗意义的回馈,例如像颜回这样的人福禄寿喜财一无所有,但他内在的精神动力特别强大,做人就应该像这样。即便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只要怀有天下情怀,这个力量发自内心,对内部力量发掘越深越广,他的精神力量就越大。

 


哲学求真但无“情”和智慧,会有爆炸性危险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系博士生康伟元:真理是为真理而服务,还是说真理是为人生服务的?更进一步说,哲学是为哲学服务,还是说哲学是为人生而服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杜维明: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中庸》中提到“诚”,这一观念在中国哲学中非常难翻译,“诚”是最真、最纯粹、最有内在价值的。最重要的是,“诚”还是和“成”连接在一起的,且一定是动态发展的过程,而非静态结构,所以“诚”的观念本身是真的。但正因为是真的,它的价值才重要。

   我认为,哲学为人生是现代哲学界的转向,在很长一段时间,哲学成为探索真理的方式,成为一个专业,成为极少数人的特权。希腊先哲曾因沉迷哲学研究,泰勒斯行走至水坑仍不自知,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非常了不起。这就是哲学之所以发展、科学之所以发展的求真的价值。但是现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人类碰到许多困惑,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出现以后,大家认为,哲学如果就是追求真理,或者我们对真理的理解本身就具有片面性,而没有恻隐之情,没有儒家所说的情的因素,那么,我们在追求哲学的过程中很可能会走到穷途末路,甚至出现爆炸性的危险。因此,在第一印象中,我认为,服务人生这个观念也许是初识人生、美化人生,使得人生更加全面的概念,哲学的工作是帮助我们如何学做人,这一问题反而又回到了哲学原初的含义——爱智慧。它不仅仅是知识,还是智慧和精神。

 

 


精神人文主义是对后启蒙主义的一个修正

 

 

于海教授:倪教授刚谈到一个有意思的假设,在一个孪生地球上,那里的人和禽兽的区别不在于有四端,而在于动物有发达的四端,人却有残害之心,会是怎么样?事实上,人还是活在孟子有“四端”的世界。我想请问杜教授,您认为人类的进步、不断的向善是由于人的四端发现或发扬,还是由于我们所说的礼或是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对人的约束使人类之间的互动更可预期,也更加和平?

杜维明:我曾说,有可能存在另外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里人的特性就是残忍,那么,这个世界可能存在,但若想人持续存在则根本不可能。设想,如果人同禽兽一样非常残忍,那还有什么社会?曼德拉曾经说过,仇恨是学来的,如果从小长大的孩子本身就有仇恨,那么这个世界就很难平衡。

   你刚才提到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今天提到的儒家往前发展是后启蒙时代,就是启蒙精神发展到极致的时代,这时,我们又重新提出精神主义的观点。启蒙运动之所以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作用,正是因为建构了如自由、平等等各方面的制度,其背后的依据是原罪或人性本恶论。但是现在很多从事民主社会研究的学者,也感觉到像神学家尼布尔说的,正因为人是不道德的,所以民主成为必要,正是因为人是道德,民主才成为可能。一方面,这个制度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需要,是因为我们在发挥仁爱的基础上的需要。反之,由于欲望泛滥成灾,所以必须要有制度的发展。因此,一定要形成比较全面的景象,否则是不可能存在单独的发展形态。

 


功夫角度考虑:各种观念与德性的弊端通过“学”来克服


 

复旦大学哲学系大二学生曹鲁诚:西方启蒙运动试图将个体塑造成实体,同时构造了异己的“他者”。因此,其现代性问题的症结之一就在于此。请问儒家是如何克服被构建之“他者”的有限性,又从主体自身出发构建伦理?

倪培民:这个问题非常深刻。目前,儒学家经常会强调儒家关于人的观念是关系性的。儒家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孤立实体,而是把自己看作是关系之中的存在。这同西方把个人视为实体,视为原子,以孤立、脱离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待个人的观点,正好形成一种对照。当年推荐我赴美留学的罗思文(HenryRosemont)教授曾出版《反对个人主义》一书,其中非常推崇儒家对个人关系式理解的观点。

    书中,罗思文教授详尽而有力地批评了西方原子个人式观念本身的不合理性和个人主义观念对社会有可能造成的危害性。但是同时,我个人对他的这一观点也有所保留。从我自己功夫哲学的角度出发,中西方个人观念的对立,从实在的层面上,抑或从形而上的层面,都永远得不到一个最终的结论。这是罗思文教授自己也承认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实践的层面上来分析他们各自的得失,考察这两种观念所引导的生活样式。两种观念都有其长处,亦有局限性。

    从关系性角度出发,确实有可能更易增长出责任意识:父子关系意为着父亲之责;师生关系意味着老师之责。但其局限性就在于,可能正因为这种关系性的观念,从而滋长出特权观念。父子关系导向父亲的权威;而师生关系则导向老师的权威。

    反之,把自己看成独立个人,可以增长出主体意识,抗拒外界的压迫和摆布,但是同时也可能滋长个人主义。所以孔子讲到“六言六弊”,他认为儒家所说的德行其实都有局限性。一个仁爱的人容易软弱,而勇敢的人易于莽撞,所以各种德行也有局限性,因此要跟“学”联系在一起。

 

 


“成己”是动态过程,内在主体性始终在发挥作用

 

 

杜维明:我简单回应一下。罗思文教授也是我很好的朋友,他痛恨个人主义,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以人权、自由、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通常我们把人的关系存在理解为一个果子,果子中间有一个内核,仁爱即是内核之一。但罗思文教授认为人没有这一内核,人就像洋葱,只有层层的关系。这位教授的好友安乐哲教授就充分发挥了他的这套理念。即每一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角色:老师、学生、同事、朋友、父亲、儿子等等。这些角色是你成为一个具体的人所必要的条件,而你就处于这些条件之中,只有关系网络。

    而我认为,“成己成人”的“成己”并非把个人当成静态实体,而是视作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有其自身的轨迹,一个人如果丧失了自我反思,自我判断的维度,那就不可能成人,不可能成为一个不一般的人。所以孟子的“四端说”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简单问题。人,不能放弃个人的内在主体性。因为内在主体性事实时上就是“人·体”,把“人”当作“体”,是多元、是变动的。

 


“启蒙时代”西方思想界曾受“中国风”影响和引领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黄毅: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取得的成果证明了儒学推广的普遍接受性。从实践来看,基础汉语、中国文化艺术等此类课程更易推广普及,但涉及思想性的高度,因为有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语言差异、地域差异,所以推广有一定的困难。请问,对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进一步推广有何良策?

杜维明:早期我也参加过孔子学院的推广工作,但我现在更希望在广义和宽泛的民间,在各个不同的领域来推动文化交流。在民间推动的文化交流中,文艺总是首当其冲易于交流,而思想哲学这方面则有一定的困难,任何文化、文明都是如此。但是,假如在思想哲学的领域中没有突破,那么推广就不会深入。事实上,我们时常忘记一个很深的根源,就是西方的启蒙之所以成为启蒙,和儒家的文化关系非常密切。从利玛窦将“四书”译成拉丁文本以后,中国文化在第一批启蒙思想家中间就起了波澜壮阔的影响。我用这个话并不夸张。

    以启蒙思想家为例,伏尔泰最信奉的就是孔子,重农学派的奎那家中则安有孔子像,百科全书的作者狄德罗亦有对儒家的积极评价。这批思想家在当时反对神学和宗教,所以对儒家的制度和儒家讲的社会伦理道德、仁义礼智信有极大认同。当时西方流行的是中国风,中国风风靡欧洲各地。包括在德国,莱布尼茨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后来其学生沃尔夫又对康德有所影响。因此,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中国思想之所以在启蒙时期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在于中国思想被哲学家所接受并加以思考。

 

 


中国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需要西方哲学家助力

 

 
    现在情况亦然,中国风已经开始渗透到各个领域。但这是推广的前期,如果要深入下去,在哲学思想上要有异军突起的可能,要有一些英美的哲学家和欧陆的哲学家不仅认同中国哲学家传统,而且在儒家传统上面发挥创造力。现在有没有这种现象?有,虽然不多,但目前这种现象已是常常可见的了。比如研究王阳明的瑞士学者耿宁,他花费了大量的心力专门思考“致良知”的问题。如果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的话,传播的力度将会很大。

倪培民:我想稍加补充。之前杜先生也提到,现在有看法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过于深奥,西方人无法理解和深入;西方人没有古汉语的根底,也不可能学懂中国文化的精髓。其实这是一个偏见。另有观点认为很多西方人对中国抱有成见,并且在歪曲中国的传统。实际情况也并不如此。我曾遇到很多愿意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人士。只要找到合适的方式,用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话语去诠释中国文化,他们也能够理解。而且经过这样的交流,我们往往会发现在他们的理解当中甚至会有一些我们自己平时熟视无睹的观点。这反过来也能使我们得到借鉴。

   顺便提一下,我最近出版的英文《论语》译注,是迄今为止英语世界中最详尽的论语译注。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西方人士理解我们优秀的传统中国文化。

 

 


制度设计和人格修养找到平衡力,才能真正有效

 

复旦大学研究生唐子豪:在彰显儒家心性论时,如何依靠主体性去处理外在客观世界的关系?是否能按照传统的“内圣外王”道路来思考?

杜维明:“内圣外王”在儒家学术界引起非常多的争议,起初是源于庄子对儒家观念的判断。其意思和《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思相近,讲究内在修养和个人修身的问题。加拿大学者贝淡宁主张,不管在哪一个领域之中,民主政治必须和贤能政治配合起来。这是一种培养领导力、培养人才的必要方式。同时,制度的形成和个人的主体性密切相关,个人自我修炼必须要内外相通,必须要紧密结合才能够得到发展。如果只是将制度当做一个完全外在的、脱离人的内在情感的设置,那就只合理不合情。比如民主,现在就有人提出选举并非只是投票,而是要有反思能力。类似的考虑都是在制度设计和人格修养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寻找互动的可能。目前,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多了。同时,对制度而言,如果没有其客观的标准、法律,只是把道德当成私德的比喻,那么私人道德转化成有公信制度的可能性则非常小。

   另一方面则关乎公共性。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在讨论,到底在中国如何发展公共性?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方式确实能够发展公共性,但更要紧的是要健康地发展公共性。对此而言,实名制只是非常低的要求,即意味着他所发出来的声音应该是受到群体的关注,同时又有评判的自我意识。因此,如果要让一些公共的领域能够发挥其公共性,那么制度设计的考虑必不可少。而这些问题最终又相互关联,公共性本身、制度和个人修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嘉宾点评:儒家伦理的天下关怀——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

 

吴震首先我想强调一下杜先生回到大陆弘扬儒学的意义,因为开篇小电影里已经对他一生的儒学弘扬做了详细的介绍,我就不再赘叙,我只想突出强调一点: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掀起了一场文化热,1985年杜先生以富布莱特身份在北大讲授儒家哲学,这是继梁漱溟1923年讲述儒家哲学后的第二人,时光轮回整整一个甲子。从这个角度来讲,杜维明先生对于中国大陆儒家文化的推动具有首创之功。

   “世界伦理建构与儒家天下关怀”这个题目,是由我提议给杜先生并得到他完全首肯。这个题目的背后包含了我和杜先生等在座很多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1980年代对于文化命运的讨论尚有激烈的思想论辩,遑论传统文化的复兴;但到了21世纪的当下,出现了重大转机,为何在此时会出现较为普遍的文化传承和弘扬的呼声呢?

   我个人理解,应该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当下,中国崛起后,我们已经完全置身于全球化背景之下,我们就需要考虑中国传统文化在复兴之中如何回应世界性的问题。通俗来讲,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也就是要让世界更为全面地了解我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有哪些值得传承和弘扬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从中国看世界,也就是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立场来重新审视整个世界。因为,中国和世界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因此两者关系已不再是此前的那种互相排斥甚至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互相包容、包含,积极的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第二,为什么要设置伦理和天下这对问题呢?“天下”这个概念在中国史书记载中出现相当早、内涵也相当丰富,包含地理、地域、国家、民族等维度;而从儒家伦理的角度看,天下不仅一种地理概念,更是一种宇宙观念、世界观念,儒家伦理更为突出地表现为对社会的整体关怀、对世界的整体关怀、对宇宙的整体关怀。从刚才很多听众的提问中,就可以看出大家对儒家伦理的理解还较多地局限在家庭关系中,以为儒家伦理对社会问题、公共领域问题、公共理性问题缺乏关注。事实上,今天杜维明先生和倪培民教授的主题演讲和思想对话给我们纠正了这种片面的认识,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儒家伦理向来是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关怀、人文情怀,也充分拥有天下的关怀意识,这也是我们设计这场话题讨论的初衷。(整编: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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