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与“随处体认天理”
日期:2018/3/5 21:20:17 访问次数:592次
  

   弘治十七年阳明先生任兵部主事,湛甘泉时为翰林庶吉士,两位大儒“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阳明先生在《别湛甘泉序》中说:“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
   黄梨洲在《明儒学案》中说:“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
   后来,两先生在学术上逐渐产生了分歧。阳明先生论学以“致良知”为立言宗旨,湛甘泉主张“随处体认天理”。阳明先生认为,随处体认天理,如此用工夫,“是求之于外了”。甘泉反驳道:“若以格物理为外,是自小其心也。”(《传习录》201条)
   阳明先生先称许“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为何又批评甘泉之学,“是求之于外了”?须注意,阳明先生对于甘泉之学先扬后抑,或褒或贬,只是所站的高度或者说选取的参照点不同。
   相对于俗儒沉溺于训诂辞章,讲之以口耳,甘泉之学体之以身心,务求自得,此孟子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湛甘泉不能深造自得以入于精微,而是中止于狂者的胸次。如果以大人之学或中庸之道来考察甘泉之学,则未免“求之于外”。

 

 


   嘉靖三年中秋,阳明先生宴门人于天泉桥。是夜月白如昼,先生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先生见诸生兴剧,退而作诗:“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阳明先生批评朱子、郑玄而赞扬曾点,显然是要弟子学习曾点,争取做一个狂者。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阳明先生勉励弟子做一个狂者,也是此意。
   明日,诸生入谢。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在陈思归,以裁之使入于道耳。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
   中秋节这一天,阳明先生还要求弟子做个狂者,第二天又勉励弟子“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尤其特别指出,“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
   阳明先生点出这层意思,此正如孔子所谓“过犹不及”,可结合《中庸》第四章来体会。
   学者须体察阳明先生一番良苦用心,如此开示弟子,不是前后言辞相互矛盾,多变善变,让人无所适从,恰恰相反,此乃颜子所谓“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阳明对于甘泉之学,前后有不同的评价,也是同样道理。阳明之学具体而微、精益求精,而甘泉之学止步于狂者的境界,仅得大道之一隅。

 

 


   阳明先生曰:“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有学者认为,阳明之致良知,由“根本”贯通“末端”,而甘泉主“随处体认天理”,乃由“末端”反归“根本”,两先生之学,殊途同归。持这种观点,似乎能从《与毛古庵宪副书》中得到印证。
   阳明曰:“凡鄙人所谓致良知之说,与今之所谓体认天理之说,本亦无大相远,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种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达之枝叶者也;体认天理者,是茂其枝叶之生意而求以复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达之枝叶矣;欲茂其枝叶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别有生意可以茂之枝叶之间者乎?”
   阳明先生或有难言之隐,有些话语不好直接点明。“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唯有在“体认”工夫晓得头脑的前提下,才可言“随处体认天理”与“致良知”殊途而同归。
   邹谦之是阳明先生非常信任和喜爱的一位弟子,阳明曰:“曾子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较,若谦之者,良尽之矣!”阳明在写给邹谦之的书信中,对于甘泉之学的评价,应该没有隐讳,真实表达了心中的想法。
   在《寄邹谦之》(其五)中指出:
   “随事体认天理,即戒慎恐惧工夫,以为尚隔一尘,为世之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于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则此语亦自无害,不然即犹未免于毫厘千里也”。
   又曰:
   “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大约未尝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风捉影。纵令鞭辟向里,亦与圣门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尘,若复失之毫厘,便有千里之谬矣。”
   阳明先生认为,“随处体认天理”与“致良知”,在下手功夫处尚隔一尘,难免有毫厘千里之谬。如何理解这毫厘之差?阳明先生对于朱子格物之说的批判可作参考。
   “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于此不察,直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传习录》129条)
   阳明先生认为“文公格物之说,只是少头脑”,那么,“随处体认天理”相对于“致良知”工夫有毫厘之差,这毫厘之差同样是因为工夫失却头脑,茫茫荡荡,没有着落处。

 

 


   只是甘泉对于“随处体认天理”非常自信,不承认如此用工夫为“义袭而取之”。甘泉曰:“盖阳明与吾看心不同。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心之说为外”。
   甘泉认为阳明之所谓“心”,专指在腔子里,故其以“自小其心”回应阳明的批评。甘泉如此理解“心即理”或“致良知”,是有问题的。
针对先儒格物之学“务外而遗内”而因病用药,阳明主张“心即理”,但并不是舍物理而悬空在自家心体上做工夫。
   “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对于“心”与物理之间的关系,阳明阐述得非常完备,只是后一句“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
   阳明提出“心即理”,其实是要打通内外心物,心之所发为意,意之所在即是物,心、意、知、物,只是一件。此心致广大,充塞于天地之间,本无心外之物,故格物工夫不可能向外袭取,如此,格物工夫便有了本原。
   在甘泉看来,随处(事)体认天理,这“天理”作为本原,便是格物工夫之头脑,这是与朱子格物之学的本质区别。朱子先格物致知,而后用诚意工夫,内外物我辟为两截。格物而穷其理,此“理”为物理,如此用格物工夫,陷于支离决裂。而随事体认天理,由“博”反“约”,由“末”反“本”,工夫是一贯的。
   其实,一落到“随处”、“随事”上去用工夫,就向外袭取了,即使后面加上“天理”二字,“天理”也只是一场虚说。这体认工夫如同“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以求“豁然贯通”,必然陷于支离决裂。
   《大学》格物工夫入于精微,应是《中庸》所谓“时措之宜也”。此心体万物而不遗,“致广大”与“尽精微”不过是一体两面。“随处”或“随事”,均是求之于外。学者唯有落在“时”上去真切体会,才是真正做自反工夫,工夫才晓得头脑。《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如何由“近道”而入于“道”?需要贯通内外本末,打通终始先后。

 

 


   甘泉不识阳明之学,阳明对于甘泉之学却看得透彻。阳明曰:“纵令鞭辟向里,亦与圣门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尘,若复失之毫厘,便有千里之谬矣”。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点出一个“反”,来说学问工夫,正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须知,孟子特别强调“万物皆备于我矣”,这是为“自反”工夫指示一个头脑。所谓“自反”,不是反于“内”,决裂事物而茫茫荡荡,空守着一颗孤悬的心,而是反于“中”而尽其“性”。
   “自反”工夫晓得头脑,这是在通透内外的基础上而反于“内”,不是由外而内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开阖出入、循环不已,有个连绵恒久义。所以,应该落在“时”上而不是落在“随处”或“随事”上去做体认工夫。《中庸》云:“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
   湛甘泉也知在自家身心上做工夫,但其自反工夫与圣门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尘,只是养得“气宁静”,不能入于大中至正之道。
   阳明先生谆谆告诫邹谦之:“世间无志之人,既已见驱于声利词章之习,间有知得自己性分当求者,又被一种似是而非之学兜绊羁縻,终身不得出头。缘人未有真为圣人之志,未免挟有见小欲速之私,则此种学问,极是支吾眼前得过,是以虽在豪杰之士,而任重道远,志稍不力,即且安顿其中者,多矣”。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阳明对于甘泉的严厉批评,丝毫不参杂私意,完全出于护持孔门之学一颗公心。大程子不愿称周濂溪为先生,阳明先生终身无一言提及白沙,此为儒门两大公案。周濂溪、陈白沙与湛甘泉,均是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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