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百家争鸣”
日期:2018/3/27 15:50:57 访问次数:505次
  

   梁启超说:“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

   梁启超认为,战国时代诸侯国林立,政治上四分五裂客观上催生了学术思想的大繁荣,而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的确立,与之相伴随的必然是对学术思想的禁锢。

   梁启超的这个观点深入人心,在学界影响巨大,却没有看清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学术的认识也是舍本逐末,经不起推敲。 

   “政”者,正也;“治”者,理也,政治的本质是教化。西方鼓吹“把权力关进笼子”,甚至故意抹黑政治,把政治妖魔化、邪恶化,有其险恶用心。梁启超认为政治上的大一统必然要把权力伸向学术,限制学术的自由发展,进而让学术成为政权的奴婢,显然也是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

   以思想自由为社会文明进步之总因,所谓思想自由,本身就是一个虚假的前提。人作为身心统一体,生命运动,受必然性规律的支配,唯有思想,是绝对自由的。人之思想,体现了主体性之自由自觉,无论一个社会多么专制与黑暗,也不可能限制个人的自由思想,最多只能控制思想的传播途径,妨碍学术交流。

   且思想与学术,不是一种产品,不能以数量上的多寡作为衡量学术进步与繁荣的标准。学术的内在价值,更不在于一时一世传播所造成的影响。为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而盲目鼓吹,正是把思想器物化、功利化,不知学术之大本大原,从而把学术思想的分裂与纷争视为兼容并包、繁荣发展。

   康有为心口不一,言过其实,被世人视为伪君子,但毕竟对经学下过一番功夫。梁启超学术根基浅,不知我国学术源流与演进脉络,其一生学术积淀所形成的价值观是扭曲的,以致对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作出错误的分析与判断。视百家争鸣为学术繁荣,这是民国时代吹起来的肥皂泡,他们以西方学术为研究范式,却把我国的经史子集降低为“质料”。

   孟子曰:“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学术须发挥出安定人心、美化风俗的作用,进而引领良好政治制度的建立,方可称之为学术。反观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墨家、道家、纵横家、农家、阴阳家、名家粉墨登场,既没有实现“在朝则美政”,也没有做到“在野则美俗”。阳明先生曰:“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战国时代的所谓学术繁荣只是虚假的表象,实则是诸子百家“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

   《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唯有明大经、立大本,然后才能实现“和而不同”“道并行而不相悖”,从而有学术思想的繁荣昌盛与多元互补。

   反之,源不清则流浊,本不固则枝蔓。战国时代不仅政治上暗无天日,学术思想也是纷纷扰扰,混乱不堪。孟子对于战国时代的定性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

   “世衰道微”体现为“圣王不作,诸侯放恣”,那是一个天下无共主的混乱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礼崩乐坏、战争频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诸子百家兴起,所谓争鸣,其实是“处士横议”,学术支离决裂,不但不能救天下之分毫,反而是以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之道。

   墨家主张“兼爱”和农家鼓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陷于空想;杨朱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退居山林,对政治和社会漠不关心;名家流于抽象的思辨,徒逞口舌之快;阴阳家局限于方技术数,至于五德终始说,“尤妖妄而不经”。更有甚者,法家和纵横家逢君之恶,为暴君对内愚弄欺压百姓和对外以武力扩张出谋划策,邪说与暴行狼狈为奸。孟子所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

   从政治上看,那个时代被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所主导,列国要么是变法图强,侵略、奴役或灭亡他国,要么是被侵略、被奴役、被消灭。逆向淘汰的结果是,秦国以虎狼之师一统天下。从学术上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大道隐而不彰,富强功利之说、倾诈之计谋盛行于世。

   阳明先生曰:“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猖;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孟子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孟子与阳明之所言,众人固不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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