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论语》多少年——《论语》读法浅说
日期:2018/5/15 11:18:41 访问次数:300次
  

误读《论语》多少年?

 

    ——《首届两岸学者论语会讲文集》代序

 

刘 强

 

 

 

   《论语》成书迄今已两千多年,一直是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书。至于今天很多号称读书人的人压根儿没读过《论语》,或许是拜当代占据主流的白话文教育所赐,我想说的是,这如果不是一种十分重大的缺憾,至少也绝不该引以为骄傲。

   关于《论语》究竟应该怎么读,既是一方法论问题,也是一价值观问题,历来讨论较多,误读曲解也不少,故实在颇有辨明廓清之必要。某虽不才,且请试论之。

   窃以为,要想读好《论语》、读懂《论语》、读通《论语》,当须有以下四点之认知和确信,庶几可以盈科后进,渐入佳境。

 

   首先,当明《论语》实为吾国第一部私家撰述,开启了六经之后“述作并举”的一个崭新时代。换言之,《论语》不仅不是通常所说的教条,反而是对一切教条的疏离与反叛。

   为何这么说?盖因在此之前,六经皆属王官之学,而就经典之制作而言,一向都以为那是圣人的专利,所谓“圣人作,贤人述”,即使大圣如孔子,也只能谦虚地说自己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也就是说,在孔子之前,私家及民间尚未出现可以独立述作的制度安排和文化土壤。这一学术文化为王室和贵族所垄断的历史,直到春秋末年孔子在鲁国兴办私学,广收门徒,开展“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起,才终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孔子的教育成就极高,以至于“近者悦,远者来”,尤其是其十四年周游列国,更使孔门开枝散叶,弟子遍布天下。《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可见其规模和影响之大。孔子殁后,“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为了给一位伟大的老师奔丧守孝,弟子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庐墓而居,以至于竟然形成了一个今天所谓的“人口聚居地”,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守丧期间,几乎天天都会自发性地举办大大小小关于学术和教育的“高峰论坛”,弟子们追思孔子一生言行事迹,感慨系之,乃宣之于口,笔之于书,前仆后继,历时近半个世纪,几经整理,数易其稿,终于编撰成《论语》一书。所以,《论语》之编撰,绝非官方授命,而是弟子自觉,群情自愿,盖夫子生前的德教嘉言,实有令门下所有弟子仰高钻坚、瞻前忽后、欲罢不能者在焉。此一事件,差不多是孔子兴办的私学从酝酿、发展到成熟、收获的标志,弟子们集思广益、“相与论纂”、著书立说、再造经典的壮举,差不多可以视为是新兴的私学相对于官学的一次反动,开启了后世私家著述之先河,其意义之大,泽被之远,细思亦极令人动容!

   《论语》的作者有多种说法。如成书于汉代的《论语谶》说:“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认为是孔门文学科高弟子夏领衔编撰而成。西汉大学者刘向则以为:“《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何晏《论语集解序》)东汉班固采纳此说,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汉末赵岐《孟子题辞》说:“七十子之俦,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与其同时代的大儒郑玄《论语序》则以为“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这些说法大都认为《论语》非出一人,乃集体编撰的成果。降及唐代,柳宗元《论语辨》又提出新说:

   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则有子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殁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

   柳宗元认为《论语》最终定稿者,乃曾子的门徒,而曾子的高徒中,就有孔子的孙子子思。这一说法洞幽烛微,令人豁然开朗。不过,无论哪一种说法,无不指向一点,即《论语》非圣王制作,而是孔子学派的私家撰述。至于为什么说是第一部,则有众多学者的考辨在前(详参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庄老通辨》二书),此不赘述。

   明白这一点,再去读《论语》,感觉就会不一样。抛开所有的成见不谈,《论语》真是一部最原汁原味、最生动鲜活、最接地气的经典,如果要研究孔子及其思想,实在没有比《论语》更可信、更真实的材料了。《论语》告诉我们的,只是深切著明的道理,广大精微的智慧,源于生命本初的人类情感,以及扎根大地、浸润灵魂的存在体验和人生拷问。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高明的人生导师,孔子不仅道大德全,兼具仁智,而且宅心仁厚,风趣幽默(可参拙文《论语与幽默》,见拙著《穿越古典》,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3月版)。关键是,孔子一生都有理想,有目标,有方向,因而从不懈怠,从不气馁,即使颠沛流离,依然与道逍遥,不改其乐。最终,他摆脱了凡夫俗子的种种坎陷和弊端,达到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无可无不可”“无适也无莫也”“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人境界!孔子为一个民族树立了一个精神的高标和人格的典范,要说“民族魂”,揆诸历史,唯孔子可当之而无愧!

   读过《论语》,你会觉得,坊间竟然把处处充满道德说教和身体规训的《弟子规》作为国学启蒙读物,是一件多么荒诞的事!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的结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甚至“贼夫人之子”了!

 

   其次,当明《论语》绝非杂乱无章之大杂烩,而实为一纲举目张、首尾一贯、次第清晰、张弛有度的精心结撰之书,甚至是一“牵一发动全身”的“学术生命体”!只不过,真要明白这一层,必须下一番沉潜玩索的苦功不可。古代学者多于《论语》下过苦功,所以常常有此体会。如宋儒陈亮(同甫)曾说:

   《论语》一书,无非下学之事也。学者求其上达之说而不得,则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索之,意生见长,又从而为之辞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此所以终身读之,卒堕于榛莽之中,而犹自谓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无本末,无内外。圣人之言,乌有举其一而遗其一者乎!举其一而遗其一,是圣人犹与道为二也。然则《论语》之书,若之何而读之?曰:用明于内,汲汲于下学,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则他日之上达,无非今日之下学也。于是而读《论语》之书,必知通体而好之矣。(《经书发题·论语》)

   这里的“必知通体而好之”,正与前文所言“学术生命体”不谋而合。换言之,《论语》犹如一片郁葱广袤的森林,若不能遍走通贯,甚至不能站在更高处俯瞰,则难免“见木不见林”,甚至“堕于榛莽之中”而无从自脱,当然也就无法体会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妙处了。

   钱穆先生乃近世大儒,对《论语》终生研读,爱不释手。其所撰《论语新解》说:“读《论语》,贵能逐章分读,又贵能通体合读,反复沉潜,交互相发,而后各章之义旨,始可透悉无遗。”这里,“逐章分读”与“通体合读”,也一语道破了《论语》篇章结构之内在张力!

 

   数年前,我在大学开讲《论语导读》,曾在网上看到一篇《论语次第》,将全书二十篇做了很好的“穿针引线”,其文曰:

   学也者,所以学为圣人也,故《学而》居首。学优则仕,故《为政》次之。政之衰僭,乐者为之也,故《八佾》次之。礼乐虽衰于上,而风俗尚清于下,故《里仁》次之。乡里之仁风成于家庭之雍睦,故《公冶长》次之。家既齐则国可治,故《雍也》次之。国卒不得而治,乃有志著述,故《述而》次之。著述之事,首在表章至德,故《泰伯》次之。让纯乎义,后人之争纯乎利,故《子罕》次之。弭争者须以身作则,故《乡党》次之。居乡须守先型,故《先进》次之。承先之责,惟大贤乃胜任,故《颜渊》次之。仁者必有勇,故《子路》次之。知耻近乎勇,故《宪问》次之。邦之无道,由于人君,故《卫灵公》次之。诸侯失道,政在大夫,故《季氏》次之。大夫失道,政在陪臣,故《阳货》次之。陪臣柄政,贤人远隐,故《微子》次之。贤人虽隐,仍讲学以延道脉,故《子张》次之。由尧舜至孔子,皆一脉相承,故以《尧曰》终焉。

   不用说,作者一定是位对《论语》精研有年,并能“知通体而好之”者——惜乎此文未详撰人,甚至连是古人还是今人亦不得而知,至今仍引以为憾!

   以上是就全书篇目而言,实则落实到每一篇之章节,亦皆有次第,只是若非对《论语》有全面把握和体悟者,很难发现贯穿于各章之间的“隐秘线索”!比如《学而》篇前四章:



   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2.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3.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4.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我们且不说每一章的内容,只看各章依次出场的“发言人”便可见出《论语》编撰的匠心。要知道,《论语》中除孔子称“子”外,绝大多数弟子都是称名或称字,唯独有若、曾参二人,只要一出现,必以“子”称之。为什么?因为二人在孔子去世后,或为同门所师事,或能开馆授徒,开宗立派,传孔子道统于后世。所以,宋儒程颐说:“《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其弟子杨时也说:“《论语》首记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盖其尊之亚于夫子。”(《论语解》)这说明,《论语》各章节之间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在此处而不在彼处,真是大有文章在焉。换言之,《论语》各章之次第安排,遵循的不是时间或空间上的外在顺序,而是义理或者说是孔门道脉主次先后的内在顺序——这是一种充满生命信息、文化密码和学术诠释能量的编撰学!

   我们还可问一个问题:第一章“子曰”,第二章“有子曰”,为什么第三章不是“曾子曰”,而把曾子的出场放在了第四章?且看南宋大儒陆九渊怎么说:

   《学而篇》“子曰”次章便载“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载“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称之;盖子夏辈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象山语录》)

   其实,陆氏所言只说对了一半:有若、曾子为子夏辈所尊固然不假,但子夏与曾子年辈相仿,未必以师尊视之,故“曾子曰”放在第四章,肯定不是子夏所为,而只能是曾子门徒所“植入”。从曾门的视角来看,“曾子曰”只能置于“子曰”之下才合适,因为如果置于“有子曰”之下,似乎隐含着曾子之学不如有子的“潜台词”,这恐怕是“曾氏之徒”不愿看到的。而且,曾子小孔子四十六岁,《论语·泰伯》保留了曾子临死前对弟子所说的话,而这时孔门弟子大多已不在人世,那么这些章节一定是曾子的弟子记录的。由此可见,柳宗元的推测很有道理,《学而》篇之所以把“曾子曰”放在第四章,一定是曾子的弟子(如子思之徒)在最终定稿时所为。这一小小的编撰细节,实则体现了孔门后学在确立有子和曾子在道统传承中的地位时,有着相当紧张的博弈和角力。这样一分析,《论语》不是一个“生命体”又是什么呢?读不出《论语》各章的内在联系,读不出文字背后的生命律动,又怎么能说自己读通《论语》了呢?

   今天,仍有学者认为《论语》是没有系统的,零碎的,并把这一点当作《论语》的缺憾,恕我直言,这实在是“强不知以为知”的皮相之见!

   不过,随着《论语》诠释学的不断发展,已有不少学者认识到《论语》编撰学和结构学的价值,并开始了更为有效的钻研。比如,著名学者杨义先生的《论语还原》(中华书局2015年版)一书便有还原《论语》“生命现场”之志,且有不少值得重视的创获。拙著《论语新识》(岳麓书社2016年版)也试图勾勒并彰显《论语》篇章编撰的次第结构与内在肌理,更新既往对《论语》经文的语义理解。而在“两岸三地首届《论语》会讲”的现场,两岸学者也都不约而同地涉及这一议题,鲍鹏山、姚中秋、吴冠宏诸先生的论文都有相关论述,读者可以参看。

 

   第三,还当明白《论语》非知识性文献,实乃吾国道统及价值体系建构之真实律动,充满“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圣贤智慧,既有隐而不显的本体论观照,又有“下学上达”“一以贯之”的修养功夫论。可以说,《论语》从头到尾充满了生活阅历、情感经验和价值判断,绝不像有的人所说,是一堆可供学者研究的僵死的文献记载和历史材料!简言之,《论语》是一部生命之书、悦乐之书、自信之书、君子之书和实践之书。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论语》不像有的书,充满了知识却没有营养。《论语》不仅是中国人的文化“圣经”,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母乳”,虽然全书不过一万六千字,但其对于人的人格塑造及精神陶铸之功,却怎么估计都不嫌过分!北宋大儒程颐喜读《论语》,曾将阅读《论语》的效果分为四类:“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还批评第一类人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也就是说,读《论语》要在能“化”,如果你读了跟没读一个样儿,那实在是有点儿暴殄天物!

   那么,究竟应该怎么读《论语》呢?程颐道出了一个“方便法门”:

   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

   这其实已涉及读书的涵养心性、变化气质之功。据《近思录》记载,有人问程颢:“人语言紧急,莫是气不定否?”答曰:“此亦当习。习到自然缓时,便是气质变也。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了。

   南宋大儒朱熹承接二程之学,尤重四书,所撰《四书章句集注》发明圣贤微言大义,别开生面,元明清八百年,科举考试皆以朱注《四书》为圭臬,开启了中国古代经学及教育的“四书时代”。在《朱子语类》中,朱子反复说到读《论语》《孟子》的心得,大抵皆由博学、慎思、审问、明辨,而落实到笃行,若能静夜读之思之,十分受益。比如朱熹说:

   《论语》不说心,只说实事。……《孟子》言存心、养性,便说得虚。至孔子教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等语,则就实行处做功夫。如此,则存心、养性自在。
  
   这是说,读《论语》,不仅能变化气质,而且最终当落实于伦常日用之中,做到“知行合一”。这是中国古典学问与西方知识论不一样的地方。朱子还说:

   《孟子》要熟读,《论语》却费思索。……看《孟子》,与《论语》不同:《论语》要冷看,《孟子》要熟读。《论语》逐文逐意各是一义,故用子细静观。《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贯,熟读文义自见,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会也。……大凡看经书,看《论语》,如无《孟子》;看上章,如无下章;看“学而时习之”未得,不须看“有朋自远方来”。且专精此一句,得之而后已。

   朱熹说《论语》要“冷看”,也即“子细静观”,其实正是今天所说的“文本细读”。不仅如此,读《论语》还要懂得“角色转换”,也就是发挥“将心比心”的“移情”作用。朱子又说:

   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须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将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须自家说时,孔孟点头道是,方得。不可谓孔孟不会说话,一向任己见说将去。

   人有言:理会得《论语》,便是孔子;理会得《七篇》(指《孟子》),便是孟子。子细看,亦是如此。盖《论语》中言语,真能穷究极其纤悉,无不透彻,如从孔子肚里穿过,孔子肝肺尽知了,岂不是孔子!《七篇》中言语,真能穷究透彻无一不尽,如从孟子肚里穿过,孟子肝肺尽知了,岂不是孟子!

朱熹还说:

   孔门问答,曾子闻得底话,颜子未必与闻;颜子闻得底话,子贡未必与闻。今却合在《论语》一书,后世学者岂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由此可见,读书真须“用心”,不“用心”,则经典自是身外之物,与自家没有任何关系!而一旦“用心”,则不仅可以“尚友古人”,与圣贤同呼吸共命运,甚至还能如经典所言——从“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直到“参赞天地之化育”!

   以上所言,对于从小即接受反传统教育或西化教育的现代青年来说,或许显得保守狭隘,甚至迂腐不堪,但你若换个角度看问题,你之所以有此观感,或许正因为读书只“用眼”而未“用心”,亦未可知。

   古今有大成就者,无不是读书用心、行事用力的有心人。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晚年总结读《论语》的体会时说:

   我自七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我今年九十三岁了,十年前眼睛看不见了,但仍每日求有所闻。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从《论语》学孔子为人千万中之一二而已。别人反对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愿做一孔子《论语》中所谓的小人。(《九十三岁答某杂志问》)

   钱穆还说:“《论语》应该是一部中国人人人必读的书,不仅中国,将来此书,应成为一部世界人类的人人必读书。……因此,我认为,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

   为何要劝人读《论语》?窃以为,不过是愿天下读书人都能“用心”读书罢了。



   第四,也是对现代读者至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读古代经典,切勿先入为主,以今律古,而失去读书人本该具有的“虚心切己”的态度和“转益多师”的美德。

   也就是说,读《论语》这样的经典,光“用心”还不够,还要“虚心”。要知道,近百年以来的主流思潮就是反传统,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反传统的传统”。西学东渐的结果,是使中国读书人失掉了自己的传统,“为人之学”取代了“为己之学”,粗识文墨者便自以为是,心怀大而无当的抱负,必欲改天换地而后快!殊不知,目空一切的人常常是闭目塞听、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

   在这方面,我们要向古今有大成就的贤者学习。比如张载就说:“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因为只有“用心”“虚心”读书,才能“走心”“入心”,最后才能达到“养心养气”之功效。在《朱子语类·论读书》一卷,朱熹也反复阐明“虚心”之旨:

  读书须是虚心切己。虚心,方能得圣贤意;切己,则圣贤之言不为虚说。

   看文字须是虚心。莫先立己意,少刻多错了。又曰:“虚心切己。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

   圣人言语,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里。只被人不虚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将自己身上一般意思说出,把做圣人意思。

   凡看书,须虚心看,不要先立说。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后又看一段。须如人受词讼,听其说尽,然后方可决断。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说,殊害事。盖既不得正理,又枉费心力。不若虚心静看,即涵养、究索之功,一举而两得之也。(卷十一《读书法下》)

   在朱子看来,“虚心”绝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切己无妄的修身“工夫”!今天多少人读书,读书只为“挑刺”和“批判”,只为是己而非人,党同而伐异,却不知人一旦堕入此魔障,便很难获得真正澄明的理性和切己有效的自我成长。

   换言之,读书本身乃是一种“向内求”而非“向外求”的修身“工夫”。不立此诚敬无妄之心,不下此格物致知之工夫,则难有更深、更高之进益。钱穆先生总结朱子读书工夫说:“不知朱子读书,同时即是心地工夫。朱子教人要能具备虚心,专心,平心,恒心,无欲立己心,无求速效心,无好高心,无外务心,无存惊世骇俗心,无务杜撰穿凿心,能把自己放低,退后,息却狂妄急躁,警惕昏惰闲杂。能如此在自己心性上用功,能具备此诸心德,乃能效法朱子之读书。故朱子教人读书,同时即是一种涵养,同时亦即是一种践履。朱子教人读书,乃是理学家修养心性一种最高境界,同时亦即是普通读书人一条最平坦的读书大道。”(《朱子学提纲》)今人读书,师心自用,目空一切,动辄粪土圣贤,厚诬古人,正坐不能“虚心”之病也!

   与钱穆同乡同宗、亦为近代硕儒的钱基博先生,终生服膺圣道,精研经学,其所撰《四书解题及其读法》颇可参考。他归纳《论语》之读法,略有四端:第一考其人物(当以孔子及弟子为主,参以司马迁《史记》之《孔子世家》及《仲尼弟子列传》);第二析其义理;第三明其教学;第四核其政论。这可以叫作“分类法”。钱先生是分其大类,我们也可分其小类,自可触类而旁通,左右而逢源。说到如何阅读古注,钱基博先生又说:“《论语》注家不一,而未看注之前,须将白文先自理会,得其意理;然后看注以验得失,虚心涵泳,勿囿我执,勿胶古人,择其善者从之,其不善者改之,思有不得,则记以存疑;积久思之,必有豁然开悟之一日。如未理白文而遽看注,先入为主,缚于古人成见,或不得自脱矣。” 这又是不泥古、不盲从的当头棒喝,也是非常有效的《论语》读法。

   以上就《论语》读法谈了个人的四点浅见,野叟献芹,未敢自是,仅供读者参考,欢迎方家批评是正。

2018年3月19日写于浦东守中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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